应该说，来自欧洲这样的常识教育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的清帝国是有意义的。两年后，在光绪皇帝指导下，戊戌变法爆发，此后袁世凯小站练兵，包括后来警察制度的引进，都说明欧风美雨的教化作用。

当然，对李鸿章来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在英国。当他头戴三眼花翎、身穿黄色马褂出现在英国伦敦街头时，英国民众给了他足够的尊重——纷纷脱帽致礼，欢迎这位尊贵的中国客人。但是李鸿章此访的一个重要任务——请求增加关税却没有在英国完成。因为早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里，中国就放弃了关税自主权。该条约里有关条款规定，清帝国对于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不能自行决定，要与英国商定。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帝国迫切要求增加关税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此前长期执行的5％低关税导致了大量外国货物进入清帝国，形成倾销，从而阻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二是国家财政因此变得很紧张，入不敷出，亟须增加关税来解决帝国在刚刚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问题。

尽管此前，李鸿章访问沙俄与德国时，两国都同意清帝国增加关税的提议，但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却明确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这让李鸿章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凉薄滋味。

在英国，李鸿章目击到的一切都让他深感震撼。在港口城市朴茨茅斯参观英国皇家海军演习时，李鸿章看到各舰船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不禁感慨万千：“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在伦敦，李鸿章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详细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以及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当时伦敦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还没有一家国人创办的现代金融机构。李鸿章事后明白，两年前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金融其实已经决定成败——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有千余家的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甲午战争，清帝国根本不可能取胜。

当然，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李鸿章展现了审慎的态度。他参观英国国会上、下议院时，多看少说，或者只看不说。这里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李鸿章的老友郭嵩焘，就在这上面翻了船，最终郁郁而终。大约11年前的1877年，清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赴英国就任，并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由于书中赞扬了法国和英国议会制度，从而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也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虽然李鸿章对郭表示支持，但是慈禧还是向总理衙门下发了将此书毁版的谕旨。1890年，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有鉴于此，李鸿章在这方面当然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