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国。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嘉庆皇帝便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和他的王朝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皇帝以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功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其实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四

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呢？

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时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可是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辩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毫无疑问，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因为在洪亮吉身上，其实就有一服拯救帝国的良方。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他也有洞见。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5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200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全国人口是2亿左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事实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这一回，嘉庆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