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毫无疑问，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的总纲领。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时刻出发，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李鸿章语）的目的。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5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