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8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13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

二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吴大澂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澂奏折的提出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80年前，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戛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