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额图一如既往地自恃尊贵，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结盟，与明珠死磕。明珠则“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谄之，与徐乾学相结”。徐乾学时为日讲起居注官，是朋党之争中的知名人物。由是索额图和明珠的朋党之争动静越来越大，导致两年之后康熙不得不再次出手。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发生强烈地震。刑部尚书魏象枢上疏弹劾大学士索额图、明珠各立私党，揽权贪纵，陷害异己等罪状，言辞激烈，以至于声泪俱下。第2天，康熙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个中意味不言自明。康熙称“尔等（索额图和明珠）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康熙并指“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并警告“国法俱在，决不宽贷”。

索额图也知趣，在闭门思过了差不多一年后，以病请求解任。索额图这一招其实是投石问路。觉得自己闭门思过了这么长时间，皇帝的心气也该消了，以病请求解任，目的还在于康熙能够挽留自己，以便在仕途之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得更好。但康熙的态度却很令人费解。他一方面优旨褒称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另一方面命其在内大臣处上朝。索额图明白，皇帝到底还是疏远了他。随后，由于索额图在处理自己两个弟弟的问题上，又有徇私之嫌，导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痛下决心，彻底处理索额图。这年三月，康熙指责索额图有三大罪：其一，索额图之弟心裕素行懒惰，屡次空班，皇帝交给索额图议处，索额图从轻处置，只罚俸一年。其二，索额图之弟法保懒惰，被革去内大臣职务，随旗行走，但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未能尽教训之责。其三，索额图自恃巨富，日益骄纵。康熙认为：“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议处的结果是革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之职，不过仍任佐领。

朋党之争导致内耗，起兴年代的帝国遭遇重创，但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情形更加严重。

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明珠大学士的职务被革去，他的追随者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也被革职。但两年之后，在征战噶尔丹的战斗中，明珠又被启用，参赞军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康熙本人两次亲征噶尔丹，明珠随军督运粮饷，并且因功官复原职。这其实是康熙的机心之所在。对明珠打而不死，以为牵制索额图的锐器。因为索额图复出之后，特别是看到明珠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革去大学士的职务，以为从此权柄独掌，行事做派愈加张扬。如在制定太子仪制的时候，索额图授意太子的衣物一律使用黄色，并将其规格大大抬高——百官需对其朝贺，行二跪六叩礼。索额图甚至规定出巡时，地方官在朝见皇帝后，还要朝见皇太子，并向皇太子进献礼物等。虽然康熙皇帝大为不悦地说：“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但索额图对此话充耳不闻。他的追随者也唯其马首是瞻。礼部尚书沙穆哈为了讨好胤礽，认为皇太子的拜褥应像皇帝一样，要放置在殿门内，康熙坚持要放在殿门外。争执未果，沙穆哈建议康熙把这条谕旨记入档案，留给后人一观。其险恶用心，可以说不言自明；另外内务府所属的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低级官员私自跑到皇太子处窃窃私语，也让康熙皇帝心生警觉——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推手存在。正是为了保持对索额图的高压姿态，康熙才重新启用明珠的。只是索额图对这一层机心并不明了，一味在危险的道路上狂奔不已。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发生在亲征噶尔丹战场上的一件事让皇帝对索额图多了一层厌恶。当时随军的索额图听信噶尔丹散布的谣言，以为会有六万援兵前来增援噶尔丹，为自身安全计，他紧急建议康熙所在的中路军脱身而回，任由大将费扬古、孙思克所率的西路军孤军作战。结果康熙回銮后，传说中的六万援兵并没有前来增援噶尔丹，只留下西路军血战迎敌——皇帝的退兵之举因此成了一个笑话，一场耻辱。追本溯源，康熙激愤得泪流满面，称：“朕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不知索额图等视朕为何如人也！今朕失约即返，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由是，索额图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骤减。

康熙四十年（1701年），圣眷不再的索额图借口年老乞休，并很快得到批准。但此公的悲剧在于退而不休，继续成为核心人物。在他身边，阿迷达、麻尔图、额库里、温待、邵甘、佟宝等一批老且怀怨之人为其呐喊助威。康熙在当时对这个情况应该说是掌握的。因为在索额图事败后，他就公开称，“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伊乃与索额图结党，妄论国事，妄自犯尤”——这一点可以说明，在皇帝眼中，索额图就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更要命的是太子胤礽的变化让他忧心忡忡。他不仅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等高官，后来竟然发展到在康熙面前也敢辱骂大臣，俨然以皇帝自居了。康熙穷根究底，对索额图愈加不满了。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德州事件成为索额图仕途乃至于人生的最后拐点。这一年的一天，皇太子胤礽在随驾康熙南巡时病倒。至德州，病重不能行。康熙意味深长地从京师召来索额图，令他在德州陪侍胤礽。这实际上是一种暗中观察，看看索额图和太子间究竟有没有密谋。一般来说，作为仕途中人，是很忌讳和敏感人士单独接触的。索额图此时正确的做法是避嫌，尽量减少与太子接触，韬光养晦以自保。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地，索额图行事高调，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论法此行为当是死罪），但胤礽却不以为意。甚至在德州，太子所用之物都是黄色，规格也差不多与皇帝同——索额图不明白，皇帝此时正派人密查他——诚如康熙后来所说“朕皆访知”，他的被抓，至此只是时间问题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被康熙派出的侍卫海青所抓，在接下来颁发的上谕中，康熙措辞严厉地称：“观索额图，并无退悔之意，背后怨尤，议论国事，伊之党内，朕皆访知……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且索额图施威恐吓，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乎？……伊等之党，俱属利口，愚昧无知之徒，被伊等恐吓，遂极畏惧。果至可杀之时，索额图能杀人或被人杀俱未可料，虽口称杀人，被杀者谁乎？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族灭。”康熙这样的上谕，可以说句句置人于死地。索额图这一回也的确在劫难逃了。他先是被交宗人府拘禁，随后被处死，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也相继被处死。索额图同党多被杀、拘禁或流放，其同祖子孙皆被革职。一个始荣终败的故事至此落下帷幕。

其实，从帝国的角度看，索额图个人的仕途浮沉并不重要，起兴年代的人事争斗并没有从制度上得到解决，才是康熙故事与光绪故事最终大同小异的内在原因。

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切尘埃落定，近50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他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

至于到了光绪二十三年，那些前因后果，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恩怨交集，也还可以在这个遥远的从前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