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不反应”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退缩，似乎与重大情感压力或矛盾有关。对维吉尔来说，这一阶段确实是其有生之年的一个压力期：他刚动完手术，刚结婚，之前习以为常的失明状态和单身生活被完全打乱了，周围人的期望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他感到困惑和疲惫。随着婚期临近，压力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家人都为婚礼聚到了一起。家人原本是反对手术的，后来又坚持认为他实际上仍然看不见。这些都记录在艾米的日记里：

10月9日去教堂装饰婚礼现场。维吉尔的视线非常模糊，很多东西分辨不清，似乎视力突然变坏了。维吉尔又再次“失明”了……我得领着他走动才行。

10月11日维吉尔的家人来了。他的视力又不行了……似乎又回到了失明的时候！家人到了后都不相信他能看见。每一次他说他能看见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只是在猜测而已。”他们还像他失明时那样对他，领着他走，他想要什么就拿给他……我很焦虑，维吉尔的视力消失了……我想确信我们这么做是正确的。

12月12日婚礼。维吉尔很镇定……视力没有变得更为清晰，而是仍然模糊……能看到我沿着过道走来，不过看得非常模糊……婚礼美极了。之后我们去妈妈家聚会，维吉尔的家人围着他转，他们仍然不能接受他视力恢复的事实，而他也确实看不见很多东西。晚上我们和家人告别了。奇怪的是，他们一走，维吉尔的视力就开始好转。

这些小插曲中，维吉尔被家人当做盲人对待，他的视觉识别结果受到否认和破坏，而他也就顺从地表现出像个盲人，甚至变成盲人——自我的一部分大幅度退缩到对其视觉识别彻底否认的地步。这种退缩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也有其动机——阻碍视觉功能。这样似乎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盲人的表现”和“表现得像盲人”——一个是视觉处理和识别系统的器质性损坏（用神经学术语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神经心理性疾病），而另一个则是视觉识别的功能性损坏或障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神神经性疾病），尽管对他来说结果是一样的。目前他的视觉极其脆弱——视觉系统和视觉识别都不稳定，所以有时我们很难了解其内部机制，也很难区别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障碍。他的视力岌岌可危，接近失明边缘，因而无论是神经超负荷还是其识别与外界看法的冲突，都可能让他承受不起。

马里由斯·冯·森德在其经典著作《空间与视觉》（1932）里回顾了三百多年以来每一个公开过的病例，总结道：每个复明的成人迟早都会产生“动机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并非每个病人都能克服。他提起有个病人感到视觉带来了巨大威胁（要离开精神病院去盲人会，而且他未婚妻在那儿），以至于他叫嚣着要挖出眼睛。他还列举了很多病人，他们手术后“表现得像个盲人”或者“拒绝看”，还有些人则害怕视觉恢复带来的种种问题而拒绝手术（早在1771年一篇名为《一名拒绝再看的盲人》中就有相关描写）。格雷戈里和瓦尔沃都详细描述过迫使盲人复明对其心理的危害——最初的喜悦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是致命的）沮丧。

确切地说，这种抑郁也发生在格雷戈里的病人身上：S.B.住院期间非常兴奋而且不断进步，但是美好的希望最终没能达成。术后6个月，格雷戈里写道：

我们深深感到，视力让他几乎完全失望了：仅能让他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显然现实给予他的契机比原本想象的少得多……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过着盲人般的生活，有时晚上也不开灯……现在他和邻居相处得不好，他们都觉得他古怪；之前S.B.还夸过同事们，现在他们却戏弄他，嘲笑他不识字。

他的抑郁不断加深，而后病倒了。术后两年，S.B.去世了。他曾经非常健康，生活幸福，但是去世时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