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格雷格已经双目失明，但显然还具有学习的潜能。于是我们为他找到了犹太学院，那里可以为他提供学习盲文的强化课程，每星期上四次课。可是格雷格并不愿意去学盲文。在听说我们给他做了上述的安排之后，他很震惊，也很迷惑。他向我们嚷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们认为我瞎了吗？为什么我要让一堆盲人围在中间，和他们一起学习呢？”我们试图向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他用完美无缺的逻辑回应我们：“如果我瞎了，我会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答应接收他的学院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不好对付的病人。这个计划也就静悄悄地停止了。盲文学习计划的失败，让我们产生深深的挫败感，可能格雷格也有类似的感受吧。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也许他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改变了。

在那段时间，格雷格已经做过好几项生理学和神经学的评估。这些评估除了说明他的记忆和注意力的问题外，还都提到：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非常“浅显”、“幼稚”、“没有领悟能力”、“欣快症”的状态。评估中用这些词来形容格雷格，道理显而易见。格雷格确实就是这样的。不过，是不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格雷格，隐藏在他的这些病态和他表面上的前额叶综合征和健忘症之下呢？早在1979年的时候，我在问格雷格问题时，他就曾回答我说，自己感觉“痛苦……至少从上来说很难受”。他还补充说：“这简直就不是人该过的日子。”在那些时候，他显然并不轻佻，也没有“欣悦感”；对自己所处的困境，他能够作出深入的而且确实是悲伤的反应。卡伦·安·昆兰昏迷的状况，当时在媒体上广为报道，每一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的不幸，格雷格都会变得忧郁，并且沉默寡言。他无法清楚说出自己为什么会对她的命运这么关注，但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格雷格可以感受到她身上发生的悲剧和自己有相通之处。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难以自禁的同情感。他的情绪面对任何类似的刺激，都会立即深陷其中，而且只是无助地、模仿性地深陷其中。

对于这个问题，起初我无法作出判断。可能在我的内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偏见：格雷格已经不再有更深的需要挖掘的东西了，因为根据我所知道的神经生理学的知识，这种可能性确实已经微乎其微了。但是，对格雷格的评估是建立在短期的、差不多是一次性观察的基础上的，如果进行长期的持续观察，对患者周围的所有联系进行研究，结论也许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只有在那些患有慢性病的病人长期住在医院里，或者是在病人可以把他的全部生活与周围的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共同分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

格雷格的“额叶”症的特性——他的机智灵活、他快速不断的交流——很有趣，但除此之外，他浑身上下始终闪烁着一种最原始的庄重、**和亲切。人们会觉得，尽管格雷格的大脑受到损伤，但他还是有自己的性格、个性化的特征，也有着自己的灵魂。

在格雷格刚刚来到威廉·布里奇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智力、热情和性格都很欣喜。各种各样的治疗项目和治疗计划都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和让他学习盲文一样，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格雷格的病情已经无可救药。我们渐渐做得越来越少，对他的期望也越来越小。格雷格不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也不再是各种急切的治疗活动的焦点。他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他自己，不再参加治疗项目，不再被带到四处走动，他静悄悄地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