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贝内特7岁左右就出现**行为了，但他直到37岁才确定自己得了图雷特综合征。海伦告诉我：“我们刚结婚时，他只是称这些行为是‘容易紧张的习惯’。后来常常谈起这个，我会说‘我戒烟，你也要改掉**的习惯’，因为我开始觉得如果想改的话，他是能改掉的。但是你如果问他，‘你为何要做这些动作呢？’他会说‘我也不知道’，对这些行为他似乎没有自我意识。1977年，那时马克还在襁褓中，卡尔在收音机里听了一个节目叫‘怪癖与夸克’，他变得很兴奋，大叫道，‘听啊，海伦！这个人正在说我的行为！’听到另一个人有这种行为，他真的很兴奋。知道这是一种病后，我反而轻松了，之前我就感觉不对劲。这种病有个名头其实是件好事。以前他对这些行为从来都不以为意，也不愿谈起，但是一旦知道这是什么病，别人问起我们就可以回答了。仅仅最近几年他才见了其他得这种病的人，或者去图雷特综合征协会。”

图雷特综合征就算是现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诊或不为人知，甚至对于从医人员也是如此。大部分人都是在媒体上看到或读到相关信息后自我诊断或被朋友和家人诊断得了此病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认识另一个医生，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外科大夫，他就是被他的一个病人诊断出患有此病的，这个病人此前在菲尔·唐纳修的脱口秀上见过一个图雷特综合征病人。即使是现在，90%的病人得以确诊也是靠那些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病的大众，而不是靠医生。而这种媒体宣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图雷特综合征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30个成员，但是现在发展到20000多。

不可能的飞行员

周六早上我必须得回纽约了。“天气好的话我开飞机送你回卡尔加里。”临走前一晚贝内特突然说，“你之前有没有和图雷特综合征患者一起坐过飞机啊?”

“我曾经和一个图雷特综合征患者坐过独木舟。”我说，“还和另一个患者一起开车行遍全国，但是坐飞机嘛……”

“你会喜欢的，”贝内特说，“会是新奇的体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会开飞机还患有图雷特综合征的外科大夫。”

黎明醒来时，我发现尽管很冷，天气还是很不错的，这让我忐忑不安。我们开车去布兰福德的小机场，驾车的这段行程贝内特还是不断转向、不时**，我不由想到他开飞机会是什么样子。我非常紧张。“在天上就容易多了，不用非走在哪条道路上，也不必时刻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贝内特说。到了机场，他停好车，打开飞机库，很自豪地让我看他的飞机——一架红白相间的单引擎微型塞斯纳·卡蒂诺牌飞机。他将飞机拖到飞机坪上，预热引擎之前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检查、再检查。机场上冷极了，还刮着北风。我不耐烦地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检查，但是心里越来越放心：如果贝内特强迫性的观念让他把一切部件都检查个三五次，那可就安全多了。对他的外科手术我同样放心——他的病丝毫没有减少他准确的直觉和对自由的追求，反而让他更加一丝不苟、严谨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