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妈妈，仲夏前夜是昨天，”埃拉打开几罐鲱鱼，第三次解释道，“我告诉你了，我们今天过节。”

“对，对，都一样。”

埃拉撕开三文鱼片的塑料包装，摆好餐桌，切点香葱。她设法让母亲坐下来擦洗土豆。参与，亲切感——这是需要固守的东西。

“别的土豆还没备好吗？”克里斯汀·舍丁嘟囔道，“我拿不准这些是不是够所有人吃。”

“今天就我们俩。”埃拉说。透过窗户，她冲着土豆地里的杂草微微点头。她没有告诉妈妈，现在她清洗的土豆来自超市。

“那马格纳斯呢，还有孩子们？”

把病人裹进茧子里，隐瞒真相——这可不是应对日益严重的痴呆症患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对吧？

“我邀请他了，”埃拉说，“不过他来不了，马格纳斯现在状态不好。”

前半句是假话，她没有给哥哥打电话。不过后半句倒是真的，几周前她在克拉姆福什主广场看见过他。

“孩子们不在他那里过周末吗？”克里斯汀原本在不屈不挠地擦洗土豆，现在她停下来。她的目光变得茫然而沉重，手无力地落入泥水中。

“这个周末不在。”埃拉说。

她们的身影落在摆着两人份食物的餐桌上。那束仲夏节花朵和毛茛看上去挺孩子气的。埃拉想说“我还在这儿”，可她知道没有用。

相反，她问道：“你还记得莉娜·斯塔弗雷吗？”土豆煮上了，她们小口地吃着草莓。她打开两瓶啤酒——淡啤酒给妈妈，印度爱尔啤酒给自己。她喝的这种酒产自纳姆索斯新建的精酿酒厂。对任何够胆在那种地方开办企业的人都应给予全力支持。

“记得吧？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不，我不记得……”

“行了，妈妈，你记得的。1996年的夏天，她刚十六岁。就在玛丽堡，在河边的那条路上，锯木厂的堆木场旁边，靠近旧的工友浴室。”

她小心地提起具体地名。这些重要而具体的东西，那些她母亲曾经了解还可以紧抓着不放的东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在厂子倒闭之前，她外祖父在那里工作。她母亲童年时代的第一个家也在那附近。埃拉突然想到那地方几乎每一处都能被称为“旧的……”“以前的……”，那是过去的记忆。

“你在那里有个叫尤妮的朋友，她在其中一栋旧的工人宿舍里租了一套公寓，她们管那儿叫作‘天堂’。我记得她来过这里——她一个人住，所以那件事发生时她就待在我们家。”

“对，对，虽然你觉得我老糊涂了，可我还没有完全糊涂。她搬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她碰到了一个松兹瓦尔的爵士乐手。有的女人应付不了独居生活。”

克里斯汀用钎子戳戳土豆。煮得恰到好处，软而不烂，仿佛她体内安装了一个报时器。埃拉心想：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的本事还留存了那么多。

“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她继续道，“记得吗？就是干那事的那个男孩。他回到贡格尔登了，昨天我见到他了。”

“哦。”母亲把奶油压进一个土豆里，再加上酸奶油搅一搅，吃了好大一口，太大口了。鲱鱼和三文鱼一起吃，狼吞虎咽，无论吃什么都吃得太快了。对食物的欲望是病症的一部分。或许她忘了几个小时前她刚吃过，或许她害怕再也吃不到食物，或许她害怕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存。“我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把那种人放出来。”

“你认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吗？”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咀嚼。

“你说谁？”

“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父亲，就是杀死莉娜的凶手的父亲。看来这些年他一直待在贡格尔登。”

母亲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在冰箱里翻找。

“我记得我把一瓶酒放在这里，可是找不到了。”

“妈妈。”埃拉举起放在柜子上的那瓶苦艾杜松子酒，晃了晃。刚才两人已经各喝了一小杯，可母亲又倒了一杯。

“嘿，圣诞老人！”克里斯汀唱了一首圣诞老歌中的一句，一饮而尽。

随着病情的加重，她眼睛的颜色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她对时间的把握感越差，眼睛就变得越黯淡。每当她找到一个“落脚处”，她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现在，她的眼睛看起来呈深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