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提前离开警局，驾车前往哈纳桑去取庭审记录。该案件的庭审记录被封在厚厚的信封里，尚未拆封过。八十年代的案件记录都没进行过数字化处理，而皮蒂耶区法院也早就关闭了。国家档案馆的女档案员花了不少时间才将它找出来。

然后就该吃晚饭了。

“你得离开这里。”克里斯汀嘟囔道。此时她们正在清理餐桌，她手里拿着奶酪切片机，停了下来。

“什么意思？”

“你本该成就一番事业，可你却留在这里原地踏步。”

“或许我喜欢我的工作呢？”埃拉说，“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也应该留在这儿。”

“可是你那么有才华……”

“我知道。”埃拉对她说，一边把奶酪切片机放进洗碗机中。很久以前，从她开始记事时起，人们就开始对她说这些话。他们说多亏了前人的努力，现在才有那么多机会摆在她面前。人们告诉她，她可以心想事成。

感觉她的人生在她尚未出生时就开始了似的。

成为一名警察让人失望，几乎与背叛无异。对于大多数老一辈的人来说，制服依然会让他们想起1931年的事。

她本可以学习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成为任何人；前人已经为她建造好了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锯木工人的子孙也有机会读书。他们可以脚踏树苗和锯木，向上攀登，最后投身文学，站在食物链顶端。然而埃拉却要做具体、现实且明确的工作，避开书籍和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字，要站在对的一边，不能滑向错误的一边。

有一次，埃拉说出自己的职业选择后，仿佛一枚炸弹落入了家中，让整个家庭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当时埃拉大叫：“我没干坏事，你们就该偷着乐了！”

她随意选了一集瑞典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谢特兰群岛》，然后把一杯茶放在母亲面前。她不知道克里斯汀是否真能跟上屏幕中的剧情，不过至少她挺喜欢看那些帅气的警察——这一幕让人既开心又伤心。

自西北而来的火烟味飘过河流。本地电台的新闻播报说雷电引发大火，着火点位于玛丽堡，一直延伸到盐湖。土地干燥的状况点燃了所有人的恐惧。他们都记得上个夏天的大火：大火摧毁了大片森林，迫使人们逃离家园。

埃拉拿着皮蒂耶区法院的庭审记录，在厨房餐桌旁坐下。

记录很厚，其详尽程度异乎寻常。哈纳桑的档案管理员说这桩案子记录得非常详尽，她声称这简直是前所未见。“其详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她反复念叨了好多次。埃拉因此意识到这东西让她大受震撼。

庭审日期是1981年11月。

七名年轻男子面临指控。第一个侵害受害人安妮特·里德曼的是亚当·维德。根据其他人所说，整件事都是他挑起的，也是在他的帐篷里把她剥光的。

根据亚当·维德的记忆，是她自己脱掉衣服的，她完全是自愿的。他觉得她很乐意做这事，她还跟着他去到他的帐篷里——这当然可以证明她想做这事，对吧？

不然他还能怎么想？

其他人作证说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安妮特已经醉到快要断片的程度，没人扶着她都走不了。

在八十年代早期，DNA鉴别技术尚未成为罪案调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尽管检查时在安妮特体内发现了大量精液，也无法说清究竟有谁。

亚当·维德声称自己醉得厉害，只是趴在她身上。后来他把她扔在那里，跑出去呕吐。

在帐篷外面，他碰到一个不认识的家伙。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过他告诉那人自己的帐篷里有个性感妞儿，那人应该和她结交一下。

或许他只是说：“你应该上她。”

不同人的证词在这里开始出现分歧。

亚当·维德跑到其他地方去，喝得更醉了。不过那家伙听了他的话，钻进帐篷里，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一群朋友。没有人抗议，也没有人阻止他们。事实上，他们轮流犯罪，还鼓动自己的朋友快上——甚至还有人拍其中一人的屁股给他加油。

一个接一个，一页又一页，详细讲述了每次强奸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有所反应，去叫停这件事，阻止他们进行下去——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有人想这么做，不过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