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通常不会在下班后和同事去喝瓶啤酒。通常她会直接驾车回到兰德的家中，确认母亲吃了晚餐，一切安好。

在瑞典语的语境中，“喝瓶啤酒”总是意味着至少灌下三四瓶，意味着要喝到打车回家，而埃拉的家距离酒吧将近十公里。

尽管如此，埃拉还是主动提出了。当他们重新梳理在跑马场得到的关键信息时，奥古斯特的语调透着点悲凉。他们走出门的时候，他问她是否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不过大多数好看的节目他已经看过了。

“不然在克拉姆福什的晚上还能干什么？”

“你有没有去过克莱姆酒店？”话一出口埃拉就后悔了。即使他觉得孤单，那也不是她的责任。

“听起来很带劲。”奥古斯特说。

“等着瞧吧。”

克莱姆酒店的霓虹灯招牌缺了几个字母。在遥远的过去，埃拉曾在这里度过许多醉酒之夜，还碰到过一两次疯狂的一夜情，只有肉体，没有清晰的面孔。

奥古斯特从吧台走回来，拿着两瓶滨海高岸啤酒。

“你觉得强奸犯这事怎么样？有关系吗？”

“在酒吧里谈论案子——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还在餐馆里谈呢。”

“那时你只是告诉我最新消息，再说了，那里不会有人听的。”

两人环顾酒吧：铺满地板的地毯，软垫椅子，一群四十多岁的本地女人，几个神情阴郁的生意人。

奥古斯特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所有人都认识你，是什么感觉？”

他往后靠，眼睛闪着光。埃拉感觉到第一股酒劲在此刻直冲上头。没事的，他太年轻了，再说了，他告诉自己他有女朋友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几年。”埃拉说，“我总是想一旦我自己能做主，我就离开这里。”

“然后被爱拖了后腿，对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错。”她透过窗户向外望，看着柏油路面和停着的汽车。是她母亲拖了她的后腿，可是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太过私密。母亲的病，她的责任，害怕自己格格不入——这正是她去年搬回来的原因。这个当然能归因为“爱”。

他用酒瓶轻敲她的酒杯。

“埃拉。”他说，“真是个好名字，不同寻常。”

“在阿达伦这里可不算。”她等着看他有没有反应，看他没反应，接着说道，“1931年，一个女孩被流弹击中而死亡。她名叫埃拉·索德伯格，我的名字就是来自她。”

“哇，酷啊！”

埃拉还是拿不准他有没有听明白她的意思。她原本不想成为那种随时随刻都能讲一段故事的人，可现在她不管了。不管怎么说，阿达伦的枪击事件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埃拉·索德伯格死时只有二十岁，她甚至不是抗议队伍中的一员。当她被子弹击中时，她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抗议的人群。那一刻从本质上改变了瑞典，后来所谓的“瑞典模式”也是从此刻开始发展。在这片和解之地上，工人和资本家和谐相处。

埃拉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好吧，为这个干杯。”奥古斯特说罢站起来，再去买一轮酒。

三四瓶啤酒下肚之后，她站在酒店门前，拨打克拉姆福什出租车行的电话。奥古斯特去了洗手间。屋顶的霓虹灯闪闪发亮，灯光映射在金属车身上。她听到他走出来，来到自己身后。她转过身，突然之间只觉得他靠得太近了。不知怎的，她落入他的怀中，紧贴着他的嘴。他的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在干吗？”她嘟囔道。

她不明白。可是他太年轻，太帅了。我真是饥渴难耐，她心想，太久了。

“我们是同事。”她说。他们停下来喘气的时候，她的话蹦了出来。

“你就不能不出声吗？”

“你说你有女朋友。”

“不是那种关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