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中华区刚刚成立，特伦斯一来就没少在拉辛身上下工夫，试图也把他配置成袁克敏的芒刺。而拉辛倒是看得很明白，自己做几年就走，犯不着淌大中华区和中国区的浑水。既然向袁克敏直接汇报，那么在重大问题上，他始终听从袁克敏，并不太多跟大中华区发生关系。袁克敏长于销售而短于生产管理，拉辛正好为他补了这个缺，两人的合作反而异常顺利。

特伦斯也曾绕开袁克敏向拉辛要这要那，无奈他本人对生产管理也不精通，而拉辛提交给特伦斯的任何信息都会抄送袁克敏，决不单独走特伦斯的路线。

其实，这中间还有更深的背景。在堪萨斯总部，特伦斯有首席营运官在支持他，而分管生产的副总裁给这位首席营运管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反倒跟白乐年关系不错。拉辛来之前，一定有人给他透过底。所以，他来了个谁也不得罪，况且他在无锡，不论是大中华还是中国区，山高皇帝远，轻易也不大找他麻烦，也不大容易找麻烦。

拉辛从小受西方教育，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需要向老板汇报，也知道什么事情自己独立做主，因此，他绝不随口就请示汇报，对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有极高的能动性。

相比起大中华区和中国区的争斗，拉辛更关心的是如果搞定中方的副厂长以及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斯蒂文。

对他来说，中方委派副厂长这是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办法不设。而自己本就是外方委派，再设个外方委派的副厂长就显得多余。当初中方坐庄的时候，斯蒂文的存在还有合理性，现在，他的存在就是威胁了。

在拉辛的眼里，斯蒂文是多余的；而在斯蒂文的眼里，拉辛倒成了多余。原因很简单，中方首任厂长当的是甩手掌柜，结果，斯蒂文乘机把采购、仓储、运输、生产计划等大权全部一手独揽，以至于拉辛过来半年了，几乎像在挤牙膏一样在跟斯蒂文明争暗斗。

“凯文，我希望中国区对无锡工厂进行一次严格的内部审计。”跟袁克敏寒暄之后，拉辛提出了这个要求。通常，主动让人家来查自己的工作不多见，更不用说严格审查，袁克敏有些不解。

“中国区不是每年都做内审吗？我记得才做过不久啊？”

“那是例行公事。我需要的是切实而从严的审计，包括每一个流程、每一份合同的签署。这半年多，我感觉我们从采购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都不透明，没有SOP，潜在的风险非常大！我不敢说斯蒂文在里头一定有问题，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对维持现状比一切都透明更感兴趣。”拉辛稍稍歇了口气，接着说，“我不担心有问题暴露出来，我担心潜伏着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不透明，这不是管理，管理就是要流程化，依赖的是系统而不是个人，你同意吗？”

“我支持你！”袁克敏听出了拉辛背后的台词，“不过，你一定要取得中方管理者的支持和配合，你一定不希望自己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吧？”袁克敏用两个指头比划了一下。

“当然，我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拉辛咧开嘴笑了笑。

“中午我请你去一家印度餐厅，在上海我吃过的最好的印度餐厅。”袁克敏也笑了。

每周往返上海和无锡成了斯蒂文的家常便饭。一些时候，他乘火车，一些时候，自己开车。一周五天，他也并不都在无锡，而在上海自己的公司里面。公司的员工不常见到自己的老板，每回斯蒂文来，都是匆匆地召集销售经理－－他自己的小舅子和财务经理－－他老婆开会。

斯蒂文的公司位于上海的市区一处不起眼的地方，这天，他带着个朋友到公司谈事情。刚一下车，他就顺手拿出一张单子压在雨刮器下。朋友凑过去看，发现是张罚单。

“斯蒂文，你把罚单压在上面干什么？”朋友觉得好奇。

“你就不知道了，这张罚单用处大着呢？”斯蒂文狡黠地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