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让儿子到吴家枣园村去劳动，就是要让儿子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让儿子增加对农民的感情，让儿子在思想深处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延安，地处黄河中游，这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中国革命。巍巍宝塔山和滚滚延河水见证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在当时无数满怀理想和爱国热情的人的心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值得自己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历尽千险，投入它的怀抱；在外国友人眼中，延安既充满魅力又神秘莫测……抗日时期的延安究竟如何？让那些当年在延安生活、学习、工作过或是做过短暂停留的人们来告诉你……

黄华：延安生活

黄华，时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中央外事组科长。

建国后，黄华曾先后出任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等重要职务。

1937年8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央党校五班学习。校长是李维汉，成仿吾任教务主任，当时常来授课的有中央负责干部教育和宣传的几位同志如邓发、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陆定一等。我们班有学员四十多人，多数是长征过来的干部，也有些是白区来的同志。我们五班的同学有张启龙、陈少敏、李培之等同志。在校时间一般为半年，我们学习的课目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游击战术等等。我们没有课本，只有油印的讲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作报告，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的理论、历史和时事，这种系统的学习对我极其宝贵，使我的革命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所提高。

记得为了学习军事和游击战术，有时我们进行军训和演习，每个学员都发给一支步枪。这些步枪是各式各样的，给我的那支很长很重，竖起来有160厘米，枪口差6厘米就同我一样高了。我仔细看了看，是19世纪沙俄生产的普辛式，可能是红军在同马鸿逵部队作战时缴获的。不管怎样，我很珍惜它，把它擦得亮亮的。

10月间，还没有从党校毕业，我便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在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负责与来延安的青年谈话和分配他们到延安各校学习。两个月后，陈云同志要我到西安和武汉从事青年工作。我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和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还担任中央青委委员。

为适应抗战开始后大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斗争的形势，1938年初，我到武汉开始筹备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武汉失守后，我党在离西安不远的国民党管辖的泾阳县云阳镇（后搬至安吴堡）创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从全国各地招生，为那些要求去陕北和华北前线抗日的青年进行短期培训。

……

1938年春，有更多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有些华侨学生还来自更远的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和缅甸。他们先被安排在云阳青训班接受培训。朱德总司令曾来云阳视察，并同意担任青训班的名誉校务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都给予青训班亲切的关怀。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女青年。这些青年怀抱一腔热血，在北平、上海和许多城市陷落后，逃离战区，来到西安，想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有些人则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想经西安到陕北去的。

在青训班，生活是艰苦的，教员和学员都吃一样的伙食，发一样的津贴。但师生们不怕艰苦，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理想，能努力学习，团结奋斗。青训班的上万名毕业生有些直接参加了八路军上抗日前线，有些被派到敌人后方的游击区，这是一支有文化有知识的勇猛抗日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