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经常制造反共摩擦，后来发展成三次反共**。大批特务军警在西安和陕甘宁边区周围，阻拦和捕杀去边区的进步青年，青训班的学员大量减少，这个班于1940年4月结束。此时，我调回延安，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教务长。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这里政治空气宽松，人们朝气蓬勃，同警特密布、莫谈政治的西安相比，真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青年艺术学校、自然科学院、边区师范、卫生学校、俄文学校、通讯学校、对敌工作干部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等。经常有学员毕业，调到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去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调回这里学习。

词和曲都很悲壮，常被人们带着**歌唱：“再会吧，在前线上！民族已到生死关头。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慷慨悲歌上战场，不收复失地誓不还乡。你们先去吧，我们就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

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过着军队式的生活。青干校的学员每天早上6时随军号声起床，跑步。早饭后工作或学习。午饭后午睡，工作，学习。晚饭后自由活动，工作或学习。晚10时，熄灯号响了，大家休息。

星期天放假。人们或去看朋友，或到新华书店买书。延安的主街才七华里长，1938年秋，这座古城被日本飞机轰炸得瓦砾一片，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了新市场，商业活动又开始了。

在延安，人们都穿着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夏天发一套单衣，被褥也由公家发给。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学员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区纸币为津贴，干部多两块钱。当时毛主席等几位首长每月领五块钱边币。一块边币可以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我喜欢买二两豆瓣酱用猪肉丁炒熟，每顿饭吃一小勺，很开胃。

有些女同志吃了小米，长得胖胖的，脸色红润。多数人则很瘦。一次，一个同志无意地碰了我的胯骨说，呀，怎么带着盒子（即驳壳枪）？我说没有啊。原来是我太瘦了，骨架凸显，他误把我的胯骨当成了驳壳枪了。一天，我忽然觉得脚底板凉凉的，走路时感到特不舒服，才发现我的布鞋底磨穿了一大块。用报纸垫上也没有用，只得花两个月的津贴去买了一双新的。

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丰富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唱团曾演出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其中几首歌脍炙人口，人们连走路时也哼唱。戏剧系演了《白毛女》等新创作的歌剧。延安京剧团常演戏，还创作了现代京剧《三打祝家庄》，人们都很爱看。青年艺术剧院演过《雷雨》、《日出》、《抓壮丁》和苏联话剧《前线》，甚至还演过莫里哀的《悭吝人》。每周六在各个礼堂、俱乐部和空场上举行交谊舞会，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来参加。当然乐队是几把胡琴，一把口琴和鼓。王家坪和杨家岭乐队还有洋琴。马灯和油灯是主要照明工具。逢年过节，各单位组织秧歌队、旱船队，到大路上和各单位表演，宣传党的政策，吸引许多干部和老乡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