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立夫让徐恩曾去搜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政治势力的情报。毫无疑问，这一重任又落到了钱壮飞的身上。钱壮飞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为名义的半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钱壮飞设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并兼任通讯社的负责人；在天津，他让胡底在日本租界创建了“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底获得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特科转送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因此，这些“通讯社”，名义上虽为国民党的特委机构，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自1929年底开始，钱壮飞和他的亲密战友李克农、胡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战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这个无比艰险而光荣的任务，并赢得了我党情报战线上“龙潭三杰”的美誉。

解救中央

正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得顺风顺水时，共产党员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扰乱了一切，甚至还差点搭上钱壮飞及重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性命。好在钱壮飞及时发现，拦截情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消息传到党中央，避免了一场重大浩劫的发生。

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工厂的一个工头，平日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耍几套魔术，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流氓气息。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工厂大罢工，并负责工人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后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上海工人武装大起义时，他担任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这次起义中，他表现得积极、勇敢，受到了周恩来的嘉奖。因此，他在上海工人中也小有名气。后来，党中央创建中央特科时，顾顺章参与了相关工作，并担任行动科的科长。可没过多久，他的流氓本性就暴露无遗，且无视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批评、教育。考虑到组织、情报安全等问题，党中央将他调离了中央特科。

1931年4月，顾顺章在完成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的任务后返回武汉，竟然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在汉口的一家游乐场所公开表演魔术赚钱，还同一些交际花鬼混在一起，最终于4月24日遭人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捕。

顾顺章被捕后，在审讯的当天就叛党投敌了。他先是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两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所在地；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至汉口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当时，顾顺章扬言这仅仅是投靠国民党的一个小小见面礼，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需要面陈蒋介石。这个天大的秘密就是，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况。

风云突变，变幻莫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此时远在南京的钱壮飞还一点都不知晓武汉发生的骤变。

4月25日，正值周六，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大本营”值夜班。突然，他接收到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给徐恩曾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且每封电报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接收电报，一边对这六封绝密电报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心想：到底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以至于需要连发六封绝密电报？于是，他拿出从徐恩曾那里偷来的密码本，将六封电报的内容翻译了过来，当时就大吃了一惊。他这才知道，原来中共党员顾顺章被捕并已投敌叛党，即将到南京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及重要中央领导人的秘密处所，并准备在三天之内全部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