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历史地来看，不能说它就一无是处。阎锡山在清楚地意识到了现存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与方案。这说明，阎锡山也是想解决土地问题的，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统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真能做到，它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即使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主张未能实现，但在引起人们对土地方面问题的关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社会各界对他的主张的种种评论即可说明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在30年代中国社会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的运动中，阎锡山的土地主张，可以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阎锡山提出以“土地村公有”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堵塞因土地私有而给留下“造乱”的“大空隙”的，是为了“防共”的，也就是说，他认为“造乱”的原因仅仅只是“土地私有”，而非现存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所致，似乎只要实行了他的“土地村公有”，便可以抵制住中国领导的土地革命，就会使国家“长治久安”。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本末倒置，起码是轻重倒置。而这并非是阎锡山无知所为，而是其明知故为，因为从他以往的许多言论中，也已经谈到了国家的“政治不良”、“吏治”等。他只所以如此故意颠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一直坚持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如果他承认了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那就等于承认了现存制度是应当否定的，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合法的。正因为他不敢也不能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却又不愿意看到他这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再溃乱下去，甚至一旦让的取而代之，所以，他只好在不从根本上损害本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了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改良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以挽救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阶级。即使如此，阎锡山也还是遭到了他的阶级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的种种非议和责难，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的悲哀，也是这个阶级的悲哀。

5、“华北事变”中，婉拒日本利诱，表现非凡

1935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进一步蒙羞的多事之秋，对阎锡山来说，是其经受考验的一个严峻关头。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之后，又侵占了热河省全境。日帝欲壑难填，5月，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6、7月间，先后逼迫国民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紧接着，日帝便策动亲日汉奸加紧了“华北五省自治”的活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的政府，脱离中央政府，从而成为第二个满州国。

山西地处华北腹地，因其为一山地型高原，被称为“华北屋脊”，它东控冀察，西扼陕甘，境内山岳纵横绵延，险关要隘遍布，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并且，山西物产丰富，特别是煤、铁等矿产资源尤为雄厚，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山西垂涎已久，在“华北事变”中，把山西作为了首选目标。因为它一旦占领山西，不仅可以在战略上控制整个华北，甚至进而向中原和西北扩张，而且能够攫取更多的物资，以保证侵华战争的需要。如1935年9月20日日本提出的“侵略华北之计划”就明确提出“拟由正太线之石家庄与津蒲线之沧州相接，再由沧州接至大沽港，目的在将山西之煤炭输出，送至津沽，再将日本之货物，输送至山西”（《阎锡山评传》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