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所以“华北事变”一开始，阎锡山就成为日本方面最寄予厚望的担纲人物。为使阎锡山就范，日本方面对阎积极争取，频频拉拢。1935年6、7月间，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首先来到太原，访晤阎锡山，拉拢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其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以及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陆续来太原对阎进行工作。直至1936年1月中旬，日本驻天津参谋中井还偕新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飞赴太原，会见阎锡山。这些人对阎锡山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一方面吹捧阎如何如何的英雄，说只有他才能胜此重任，一方面则威胁阎，如不答应，就要采取必要措施。日本华北军驻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就曾公开声称要“迫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退到汾河以南”（《蒋总统秘录》（十），第100页）。与此同时，日本在其他方面也加紧了“华北自治”的步伐。“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即由山海关外调集军队威胁平津，并组织汉奸配合日军及日本浪人，在平津两地到处挑衅，制造事端。1935年6月底，由汉奸白坚武任总司令的“正义自治军”在武装抢占丰台车站后，就劫持两辆铁甲车开向北平永定门，准备炮轰北平，接收北平各机关。此外，还勾结汉奸拼凑伪组织，企图加速华北政权的特殊化，在冀东和察北，就酝酿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蒙疆自治政府”。对于绥远，日本也伸出了黑手。日本关东军以“为了中国和平与安全”，“共同合作”完成任务为由，1935年秋在强迫绥远当局于归绥设立特务机关后，又要求绥远当局“驱逐国民党绥远党部，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布置沈阳—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班机”。布置日航班机一事未经应允，乃籍口借用欧亚航空公司（绥新线）机场降落日机。此后，日机在归绥可以自由降落，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军人以及满铁会社调查团，满蒙开发会社人员，新闻记者便不断来绥，非法进行摄影绘图，为所欲为。

阎锡山对于日本得陇望蜀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觉，并主张进行抵制。1932年初，他复出后不久，鉴于“9·18”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就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交了《请政府捡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以武力占我东北三省，藐视我国家之主权与国际间之正义，至此而极，“今者日本野心未死，节节进逼，其处心积虑，势必亡我东省全土，吞我东蒙全部而后快意，当此危机存亡之秋，苟措置不当，华北数省，覆亡堪虑”，“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领土，我即不愿轻与宣战，亦宜以铁血主义，坚抗死守，不使日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得寸进尺，而后乃可以徐图自存也。锦州为东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其覆亡之祸，势必迫于华北全部，锡山等兴念及此，良用心悸。夫国家兴衰存亡，固政府之责，国民牺牲奋斗，实乃民族之光。……处此艰穷危急之时，图国家民族继存之道，政府宜速捡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阎锡山言论类编》卷三，上）。可见，阎锡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痛恨的，也是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进行抵抗的。而他对日本扩张野心的预料，也是被眼前的事实所证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