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工业上的这4个计划外，阎锡山还把农业和水利两个计划列入“厚生计划”之内。他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奔“农工合一主义”，“以工业扶助农业，工精而农愈进，农余而复治工，即农即工，农工并重，农工并进”，“力出自己，既不背中国重农之国情，又不至演成资本之局”（《阎锡山年谱》（二），第612页）。这两个计划是：

农业计划。鉴于“山西农业所占财产，贻有山西富力全额三分之二”，而晋省又因“多年肥料瘠薄，未足补偿地力，遂致土质渐坏，生产渐少，每亩之收获额，尚不及东西各国三分之一”的状况，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水利计划：制定水利法；调查水源、水量。二、肥料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设骨粉肥料厂一处；第二期设置晋南晋北二厂，增制以麦禾及其他杂禾为原料之可溶性化肥；第三期设置大规模之化学肥料厂一处，应用磷矿石硫化铁等矿物，制成硫酸肥类。三、农事试验场计划。将全省划为南、北、中三区，选择可以代表各该区气候土壤条件的地点，分设农事实验场，负责研究改良方法，以供农民借鉴。农事实验场下设农具改良、种植改良、农艺化验、病虫研究等部，各司其职，同时派员下乡实行调查指导。

林业计划，拟分期进行：第一期（由民国十四年至三十二年），共造14万亩，期满后，每年主伐间伐各7000亩，每年约可收入大洋75.6万元。第二期（由民国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共造84万亩，期满后，每年主伐间伐各42000亩，每年约可收入大洋450.9万元，连同第一期收入，每年共收入大洋526.5万元。

炼油、炼钢、机器制造、电气这4项计划，在时间上均预定为10年，其经费十年后总计分别为300万元、141.1万元、121.2万元和500万元。农业计划中的水利、肥料也预定为10年，总经费分别为224330元、442800元。林业计划也预定为10年，总经费为42万元（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

阎锡山的“厚生计划”，除上述六大官办计划外，他还提倡官方、民间“两条腿走路”兴办地方实业。1925年2月召开的“全省实业会议”上，阎锡山就明确提出：“山西的实业，不能不办，也不能专靠官办，必须人民负责自动办理。若办有成效，则人民直接蒙其惠，而三晋利赖无穷矣。且兴办实业，非仅为殖财孽利计，实则仁义礼智之培养，亦均有赖于此”。在以后，他又提出了“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政策，并对民办企业采取了扶植奖励的措施。可以说，阎锡山的这些思想，已经跳出了自晚清以来只由官方兴办企业的窠臼，把发展地方经济的目光同时也盯在了民间，注意了发挥官办和民办企业两个积极性。同时，也说明了阎锡山在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上，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的。

“厚生计划”提出后，虽然一些原有的官办企业陆续扩大，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4年创建的育才炼油厂，1915年设立的普晋银矿公司、裕晋煤矿公司等，并且相继新建了一些企业，如1925年阎锡山创办的旨在与炼油、炼钢相匹配的山西军人煤矿，1926年建成投产的育才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和山西火药厂。同时，由官商合办或商绅独立自办的煤炭、纺织、染织、火柴、卷烟等企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但由于受资金、技术、经验、政策等方面的限制，总体来看，“厚生计划”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不过，有些企业，因当时阎锡山正在竭力扩充其军事工业，倒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如“育才机器厂和炼钢厂建厂之初，正值兵工厂扩展，需要机器极多之际，所以育才两厂全力为兵工厂制造各种工作机器，以及各种钢材，但仍供不应求。到1930年共制出机器1300余部，钢材数万磅”（《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0页）。而1926年，由太原兵工厂划分出来之酸厂和无烟药厂等部分另行组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创建初期的主要设备107部机器，则全由德国进口，仅此一项，就投资140万美元，总厂下设之无烟药厂、酸厂、火工厂、炸药厂、压药厂、黑药厂等几个分厂，其设计生产能力就可日产无烟药300磅、硫酸2吨，实际产量达到日产无烟药400余磅、硫酸3吨。由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任厂长的张恺发明的“恺字号炸药”，更是享誉省内外。山西火药厂，作为阎锡山兴办实业的重点工程，以其规模大、设备新、能力强，而在全国首屈一指。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的创建，可以说是山西炼钢、机器等重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由此开创了山西现代工业之先河。这两个工厂不但制造车床、铣床、插床、刨床、钻床等，而且制造面粉机、织布机、织毛机、纺毛机，各种马力的黑油机、煤油机、蒸汽发动机以及熔铁炉、热风炉、清灰炉等。所造机器，除供山西本地之外，还远销于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它既强化了阎锡山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为民用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工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