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晋军在湘的惨败，使他变得清醒起来，在自己现有的力量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使自己不被别人利用，而又积蓄实力，发展自己，以利于将来的角逐，这是阎锡山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他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于1918年初，向其下属明确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己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临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竞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治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阎锡山年谱》（一），第254页），首次提出了“保境安民”的方针。其后，他在致段祺瑞、宁夏马福祥、湖南田中玉、保定的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田应璜等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了“晋省地方现尚未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等等。

从阎锡山提出的“保境安民”口号和相应的主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保境安民”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站在战略高度上来进行的，并且，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厢情愿，完全被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在严予律己的基础上，对客方也是提出了要求的，看似“示弱”“无为”，实则求强进取。阎锡山深知，在“大局纷乱”的乱世下，仅凭晋省一己之力，是难以保境自卫的。只有与邻省搞好关系，甚至结盟为友，才能够与之化解矛盾，使其不为己患，进而为己所用，“代我御侮”。而他在表明“晋军不出省一步”这一态度的同时，又提出了“客军不许过境”的要求，则是向世人说明山西无意参与其他军阀的混战，但也不允许客军经过山西。因为客军过境山西，无论有什么正当理由，都难免会引起旁人的误会，如果客军借机滋扰山西，则又很有可能被卷入争端，所以，他对强行入山西之境的客军，要求予以坚决反击，“保卫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