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对自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张，可以说是予以了认真履行的。如1918年9月初，当选为总统的徐世昌，接到“陕西陈树藩为靖所困，盖不能自支”，要求阎锡山派兵支援的电报后，再加上段祺瑞的“三令五申，强聒不舍”，阎锡山不得不“略微敷衍”，乃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率队两支，于11月15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阎锡山“一方面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面又面谕五支队长王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所以，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开衅”，到第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因山西与河北毗邻，曹锟、吴佩孚都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则以“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严守中立”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便设法与其修好，不仅致函吴佩孚解释山西不出兵之缘由，并对吴大加吹捧，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阎锡山嘱其部下说：“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严守中立，谅不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作为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不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并致电总统徐世昌：“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同时，以“晋省军队本属无多”，而“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震慑之用”（参见《阎锡山年谱》（二），第451、454、455页）。虽然增加了六营新兵，但直奉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一直保持“中立”。不仅如此，阎锡山对于各派系之间的纷争，还采取了“息事宁人”要求“停兵罢战”的态度，以使其“保境安民”主张的实施能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如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他就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对曹锟的复电中，在重申“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的立场后，进一步表示，“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相从也”，给马福祥的电报中，也表示“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阎锡山年谱》（一），第369页），并且，他还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一面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