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进犯山西的行为，阎锡山是决不容忍的。还在他未提出“保境安民”前的1917年5月间，他就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总指挥，对偷渡黄河，窜犯晋南的陕西郭坚所部约两千余人，予以了坚决反击，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组织防堵，在临晋城下展开激战，竭尽全力反击。1925年，原来驻扎于河北省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的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所属的樊钟秀部，因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在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以及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的支持下，率部由涉县出发，经峻极关进攻山西。但时任国民第三军参谋长的徐永昌（山西原平人），因不同意樊钟秀、胡景翼攻打山西，遂将他们的计划转辗通报给了阎锡山，使阎锡山得以预先布置重兵于东阳关、峻极关及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在下庄、蛤蟆滩两战中，均大败晋军，樊军随即乘胜直下辽县（今左权县），阎锡山震惊之余，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侯守常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手榴弹各一营，昼夜驰赴辽县增援，同时调第六旅杨爱援部由寿阳开往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从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97页），几乎将晋军全部用来对付樊钟秀。在晋军全力反击下，樊部终于节节后退，最后不得不撤出山西。

阎锡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张及其为此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其积极的方面，可以说还是主要的。首先，它比较有效地避免了山西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使山西社会相对处于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这样，不仅山西的各项建设事业能够正常进行，而且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其次，由于山西“严守中立”，不卷入军阀混战，就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将其用于其他各项建设事业，而百姓则会因此减轻许多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的负担，得到休养生息，从而有一定余力来建设家园，发展生产。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山西自1918年阎锡山提出“保境安民”这一口号以来，直至北伐战争开始这一时期，阎锡山制定的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厚生计划”及其倡导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所以能有较为顺利的进展，都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保境安民”对于阎锡山统治的巩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它较好地保存了山西的军事实力和保护了山西社会的生产能力，这样，便可以更好地积聚力量，以图尔后大举，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北伐战争开始之前，他的军火工业能迅速发展，并几次扩充军队，正是因其未卷入军阀混战而在财力、人力上能够有所保证的结果。同时，“保境安民”的实施，也为他赢得到了一定的民心。

此外，阎锡山对进犯山西的郭坚、樊钟秀所部的坚决反击，也使一些觊觎山西的军阀不敢再小嘘阎锡山，而他在直奉战争中向各方吁请的调停，则提高了他在各军阀中的影响和声望，使其“以国事为重”，“公正无私”的面目更彰显于世，从而为阎锡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后来，每遇军阀间的大混战，各方均请其出面斡旋，大凡重要国事也要其参与其中，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