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就“用民政治”而言，阎锡山提出这个主张，是鉴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民众素质的低下，致使各方面“亏负”的弊病，希望通过实行“用民政治”，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从而使各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可以说，它是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的，要改变山西乃至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十分落后的现状，这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阎锡山虽然因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提的这个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带有利己的因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其中还是有其不满现状，不甘落后，要求改变现状，求富图强的愿望的。至于“用民政治”实施的结果，因其“民德”、“民智”、“民财”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精神和物质两大部分，而其中的每项中又规定了许许多多的事项，事实上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仅用某个方面的成败得失来衡量其是好是坏，显然是不太恰当的。

“用民政治”的实施，尽管因其本身所规定的内容存在着一些不甚切合实际的东西，在实施过程中又有“求速成猛进”，以及一些官吏的敷衍塞责或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等问题，而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对促进山西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产生了不小作用的。这个作用，有些如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事业、各类学校的建设，可以进行量化，用具体的数字予以证明，而有些如“民德”中的“信、实、进取、爱群”；“社会教育”中的“普及教育字母”、“颁发人民须知”等就难以量化。然而，从一些有形的事实上来考察，这个结论还是能够成立的。从1918年到1930年这一期间，阎锡山经过几次扩军，使晋军由2万之众猛增到20多万；其军事工业一扩再扩，形成与汉阳、沈阳兵工厂的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两阳”；全省教育事业上，到1921年，即成立国民学校近2万所，就学学生达72万余人，“学龄儿童已入学者，平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较之六年前增加十倍。各县高等小学逐年递加220余所”（《阎锡山年谱》（二），第498页）；山西省银行1919年成立之初，实收股本仅117万余元，到1929年，其资本已达到近300万元，并且“省内外分支机构达四十余处，形成了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网”，到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一千三百万元”（《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4页）。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阎锡山实施“用民政治”的结果，也是山西凝聚内力的结果。这对于阎锡山更好地贯彻其“保境安民”主张，对于山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自然，这也为阎锡山维护其对山西的统治，并进而谋求向外扩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