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村本政治”而言，阎锡山推行以“编村”为核心的“村本政治”，其本意主要是要把村编在他的“行政网”中，以加强其政权的统治基础和运作效能的。应当说“编村”的实施，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编村”首先强化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阶级基础。这是因为，阎锡山对于“编村”村长、村副的人选在其财产上有一定的要求，规定村长须有3000银元以上的不动产（后来有所降低，也要在1000银元以上），村副要在500银元以上，这在当时农村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能有如此财力者，只能是地主、富农或豪绅，因此，编村一级的权力，便基本上掌握在了这些人的手中，从而使农村以往比较分散的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剥削阶级手上。据统计，实行“编村”后，全省主村、副村有44402个，增设邻长、会计379,386人，连村长、村副，共计有村干部501,359人（《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4页），其中村长、村副、闾长有191,973人。按二十年代的山西农村人口1100万计，仅这一批大小村干部就占了农村人口的4.5%。更重要的是，村长、村副们由于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因此，对阎锡山政权更加表现出了积极忠诚，这种状况对强化阎锡山政权的阶级基础，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增强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能力。实行“编村”后，由于村民们完全处于了各级村干部的监视控制以及“村禁约”的约束之下，各级村干部实际上成了阎锡山的无编制的驻村警察；同时，“编村”后，由于把整个征稽责任确定在村，过去为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而对农村的“摊款”，如今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89页），所以，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为阎锡山政权提供了便利，使之显得更有能力。一个很小的事例，即可反映出这一点来。“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2页）。至于阎锡山在二三十年代能够几次扩军、不断发展其工业，修筑成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也“多归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90页）。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在晋西南的政权能够维持，也正是其在“编村”基础上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后，较好地解决了兵丁、粮源的困难。不仅如此，“编村”的实行，不但使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斗争受到了很大限制，而且，以“编村”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保卫团”，更成了阎锡山防共的重要军事力量。如1935年和1936年，阎锡山就针对陕北红军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活动，在沿黄河各县组成了以“编村”保卫团为基本队伍的“防共保卫团”，协助其正规部队防止陕北红军并阻挠红军东征。解放战争时期，不少地方以村或以县为单位由恶霸、地主组成的复仇队，还乡团，又对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进行残杀，并配合阎锡山的正规部队，窜扰进犯解放区，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