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这些消极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阎锡山实行的这种“地方自治”，在某些方面也还是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增进了山西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阎锡山在推行其“村政”的过程中，对民主、民权、民治等思想的大力宣传，不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客观上则多少地启发和增进了广大农民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而他的“编村”，由于把山西广大农村的千百万民众都卷了进来，尽管民众的这种卷入是无奈的、被迫的，但是随着“村政”活动的深入展开，民众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长期以来“不知政治，不问政治，更不管政治”的状态，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这种变化，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山西社会政治民主运动的进展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其意义都是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成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牺牲救国同盟会”，能够在广大农村迅速展开活动；太原失守后，领导的八路军三师主力能在其开辟的晋东北和晋东南、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很快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攻权，并把广大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使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为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都与广大民众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增进，有着很大关系。阎锡山推行“村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民”、“用民”的。然而，由于它在客观上为“自治”在思想理论和组织形式上作了一定的准备，并且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而在其开创的革命根据地内，又真正地实行了民主、民治，因此，它能强烈地激发起“有益于中国的民气”，极大地调动起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热情，使他们朝着“国家的团结和强盛”这个共同的目标迈进。

其次，“村制”的实行，也为稳定山西农村社会，发展山西地方经济，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村制”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但是，村界的划定，村治行为的规范，以及息讼会、保卫团和经济建设委员会等组织的活动的开展，对于避免村落之间的冲突，安定农村秩序，发展农村经济，无疑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对此，梁漱溟先生在其考察晋省时，曾发表演讲说：“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还保不住，还将什么别的权利！”（《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山西省教育会杂志临时附刊，第22页）。特别是通过“编村”，由于它进一步克服了农村中那种散乱无序的状态，把村民们严格地组织了起来，使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管理组织更趋规范，因此，这就为山西地方政府在发展生产和其他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山西在1927年至1937年内，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2年至1937年这五年中，能够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和铁路建设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编村”的实行，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7、倡导“六政三事”，推行“厚生计划”，发展金融贸易，以振兴山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