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同时，阎锡山还十分重视了金融建设。他认为：“金融是经济之杠杆，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因而，1912年他从绥包返回太原复出山西都督后，即责成原晋泰官钱局（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在山西设立的官银号，太原辛亥革命中曾被抢劫一空）总经理渠本翘将局中之内外欠帐作了清理，其后，去掉“晋泰”，冠以“山西”，成了督军可以直接掌握的“山西官钱局”，新绛人王化南为总办，随即恢复营业。“山西官钱局”成立后，由山西省军政府陆续拨给官款，至1913年底，先后共拨款30.8万多两白银，并从成立之后即开始发行“银票”，到1917年底，山西官钱局在外纸币流通额“计大银元票53723元，小银元9097元”（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200页）。

“山西官钱局”成立后不久，1917年，阎锡山又筹设了“晋胜银行”，任贾继英为行长。阎锡山之父阎书堂为董事长，这是一个私资性的金融机构。该行设于太原帽儿巷，它在大同设有分行，在京、津两地设有办事处。其股金来源，一是忻代宁公团于民国元年撤消时交给阎锡山分肥的四五万元，一是阎锡山于1911年撤退太原时，他在军款截旷项下拨出的两三万元分给了赵戴文、黄国梁、徐一清、张玉堂等，作为晋胜银行的股份。此外，还有阎锡山每月交给该行的军费，调拨支付，作为流动资金，周转运用。晋胜银行除开展一般金融业务外，还通过阎锡山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关系，代办了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它与山西官钱局相互扶助，勉力为阎锡山维持金融。

金永在晋期间，掌握了山西财政大权，以往山西官钱局作为阎锡山支付一切费用的供给机关，“凭条上只要有阎的图章，即可提出款来”，而这时，“阎所领者只不过将军署额定经费而已”，从此，不但过去阎锡山为照顾革命出力人员而设的若干空名义完全被取消，就是实缺原官，如“秘书长”等亦予裁撤。在此情况下，虽有晋胜银行尚可稍资挹注，但因其局面不大，所以，使阎锡山在经济上感到十分拮据。1917年，阎锡山兼山西省长后，面临的经济状况如前所述并不乐观，而他为“保境安民”和“充裕民生”，又要扩充军队，并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因此，如何聚敛财力，活跃金融，不能不是他考虑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他瞅准时机，办起了一个铜元局，以解燃眉之急。原来，辛亥革命后，币制统一改为银元，山西田赋自1913年开始即改征银元和银元以下的辅币，此种辅币便是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制钱即铜钱。阎锡山看到把从民间收购到的制钱和废铜，改铸成铜元，可以从中牟利，于是，以解决修械所经费不足为由，于1917年设立了一个铜元局，从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开始铸造铜元。“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将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铜钱的铜钱一枚”，“币制即扩大5.8倍”，“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有50亿文，改铸铜元19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枚，……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而“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划不过250万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的垄断经济》第199页），后来的事实虽然没有像阎锡山“筹谋”的那样理想，但从改铸铜元中却也获得了350多万银元的巨额利益，为解决修械所经费和其他方面的开支，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靠改铜元牟利，终非长久之计，考虑到今后全省军政和其他费用的开支将会日益增加，同时，“山西省官钱局”即不适宜发行全省统一的“纸币”，又难以统制全省之金融，为了代理省金库和发行省钞，阎锡山遂决定接受原山西省官钱局的全部人员和物资，筹组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山西省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