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筹备，1919年8月1日，山西省银行正式成立，当天在太原傅公祠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达245户。会上选出了董事（阎锡山任董事长），并通过了“山西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省行的资本预定为300万元，当下实收股本117.785万元。

省行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办的形式，私股预定为100万元。在1918年省行筹备期间便开始招募，下令各县公款局、商会、钱业公会、粮食公会等机构发动认股。在公股方面，除官钱局转交的30万元外，其余由财政厅筹措。阎锡山之所以采取这种公私合办形式，一方面是由于公家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辛亥革命时，阎锡山为解决当时军政府急需，曾向一些巨商进行过劝募，如向祁县渠筱洲（渠本翘之父）劝募过白银13万两，其他辛亥革命军也有不少向地方劝募过款项和物资。阎锡山为履行自己当初所讲“日后必还”的诺言，遂于1913年将这些劝募来的款项一律作为无息公债发给地方和原主，称为“善后公债”，准备分年抽签偿还。省行成立时，即将此项公债收回，折合成以元为单位的股票，作为银行的私股投资，按股票额由省财政厅垫付现金，这样既壮大了省行的资力，也可取得民心。

但是，这种公私合办的形式，没有维持多久，到1923年，随着全省财政状况的好转，阎锡山便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由，把私人股票一律收买，给予票面十足现金，从而使山西省银行成为完全公办的金融机构。其实，阎锡山这样做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银行既有商股，必有商股方面的董事和监察人，对阎的任意运用省行资金，多少也有点不便”。而对于那些私股持有者来讲，没想到当初劝募的款项不仅变成了公债，并且从无利公债变为有息公债，而今又能获得十足现金，自然十分满意，从而使“阎锡山不骗人”的话，很快流传开来，这样反而使省银行的信誉更为昭著（南桂馨：《一九二0年以前阎锡山的“经济措施”》、《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第61页）。以后，山西省银行所发大量省钞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由于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存放款业务方面很快扩展开来。当时，全省银行业的总资本额为300余万元，山西省银行一家即有240万元，占到总额的80%；在存款方面，全省往来存款总额是130余万元，山西省银行即吸收了83万余元，占到63%左右；放款方面，省内各银行放款总额为840余万元，省行就达590余万元，占71%左右，其中信用放款全省总额为67万余元，而省行就达59万元，占88%，由此可见，山西省银行在全省金融中的地位了。

山西省银行在维护阎锡山政权的财政金融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它代理了省金库。山西省银行成立后不久，根据阎锡山省署财政的需要，在其所属之太原分行下设立了“省金库”，它作为银行业的专门机构，不仅代财政厅收发各种款项、支付军政各费，而且兼管发行和兑换“金库券”。这个“金库券”是阎锡山的创意，它实际上相当于国库券、公债券等，也是山西发行地方公债之始。金库券的发行数额，全由省财政厅决定，省银行只按财政厅的支款凭证开付而已。“金库券”为半年期，到期方可兑换，并且在推销此券时，阎锡山采取了硬性摊派的方式，其对象主要是军政人员。按每月薪饷的五分之一搭配发放，6个月后兑现，每月每元六厘利息（当时银行放款利息为每月每元1分1厘），如果到期不兑，过一个月，则要多加一个月的利息。这种“金库券”的发行，自然使军政人员吃亏不小，因为每月每元的利息就比存入省银行少了五厘，但是，通过“金库卷”的发行，却使省财政的资金周转变得更加灵活，也大大方便了军政各费的支付，从而为阎锡山政权的财政金融提供了有利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