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大量发行省钞，从中聚敛财富。阎锡山为使省银行成为发行省钞的专办机构，首先统一了全省钞票的发行权，亦即省银行发行省钞的垄断权。鉴于当时使用的货币银钱和制钱，在计算单位上极不统一，在银钱上有的以银元为单位，有的以银两为单位，在制钱上有的以一千文为一吊的，有的则以960文为一吊，还有以820文为一吊的；同时，各地的私营商号，只要有些资本和信用，就发行银钱票子，即所谓“钱帖子”，而其发行量又因大多超过商号的兑付能力，往往导致亏空倒闭，使商民受害；不仅如此，有些商号往来交易时，不用现款，而是通过钱庄过拨，即所谓“拨兑钱”的，这样，无形中又增加了货币暗通的数量，凡此种种，都造成了金融货币市场的混乱无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省银行成立后，阎锡山即以省长或其他名义，发布了《划一币制暂行规定》、《山西省发行铜元规则》、《山西省长阎颁布发行镍币条例》、《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等一系列法规。在《划一币制暂行规则》中就明文规定：“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元、铜元”；“铜元以每十枚为一百文，每百枚为一千文”，“白银按七钱二分折银元一元”，《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开宗明义地声明：“本规则专为禁止各县商号发行银元纸币而设，凡违令发行者，应受本规则之惩罚”，同时，明确规定：“凡私发银元纸币经委员查出者，按照所发数目每一元处以三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款”。《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指出“本省境内除中国银行、山西省银行经国府、省政府分别令准发行纸币外，其余公私商号一概禁止发行”。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多次召开全省商界会议，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政府法令法规。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全省的钞票发行权逐渐集中于山西省银行之手，并使其发行省钞合法化。
为使发行纸币有足够数量的准备金，阎锡山在筹措省钞准备金方面，也是煞费苦心。在他专门组织的财政会议上讨论准备金的问题时，阎锡山为了军政各费的灵活运用，主张准备金越少越好，而曾在清末即任职于财政机关，对财政业务十分熟悉的省财政厅科长仇曾诒，则主张必须十足，即发行钞票额与准备金的数目相等，经过激烈争论，在准备金问题上财政方面一再让步，最后以准备金至少必须达到钞票发行额的70%议决。但不管怎样，有了这70%，说明省银行当初发行之钞票还是有相当准备金的，因此，尽管1919年省银行一开始发行纸币时，曾出现了人民由于不信任、不习惯，而随到手、随兑换，“增发和回笼，每天都有”的现象，但是，通过比较，人们发现，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钞票，因袁世凯帝制后，不能兑现，经常是四折五折，而山西省银行则“十足兑现”。由于省行信誉昭著，所以，“人民持券保存，反而不去兑现，它在邻省虽无分号，但钞票通行京、津、绥远，甚至远走宁夏一带，以此获利很厚，股票每年利息在一分四五”（《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第60页）。当初山西省纸币的发行如此顺当，其中的原因，除了有比较充足的准备金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发行量还不算太大，1919年时仅为40万元，其后虽有增加，但截止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1300万元，平均每年也不过130万元。因此，在兑付上还有一定的保证，“一度时期一元晋钞可以兑换一元白洋”（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山西金融志》（上册），第42页），这就使省钞的发行更有了市场。
阎锡山在山西财政金融建设上的努力，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以往“各商号滥发钱贴，几成不兑现之纸币”那种金融上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货币发行与金融管理，使山西的金融业迈入了现代化的轨道，而且，也较好地改变了山西财政金融的窘迫局面，并由此而促进了山西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以山西省银行为中心的财政金融建设，对山西社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小的。由于山西省银行发行了大量省钞，这就使阎锡山更有资力进行扩军和扩大军火生产规模，此举虽然巩固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并在“保境安民”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也滋长了阎锡山向外扩张的野心，并因此而导致了山西的灾难。特别是通过北伐，他的势力发展到平、津、绥远、察哈尔和河北，已然成为“华北王”之后，省钞的发行量到1928年即已飚升到900万元，是此前近十年平均发行量的7倍多，到1929年，更激增至1300万元（《山西金融志》（上册），第42页），及至中原大战前夕，阎锡山允诺70万联军的军费由山西来解决，于是又督促省银行加快省钞发行。但由于阎冯联军的失败，发行的省钞中，有7500多万元，随着联军的溃退一同流回山西，加之京、津、绥、察及河北地区的商人也把省钞一批批贩回山西，借兑现之际，从中牟利，因此，原先发放且有信誉之省钞，急剧贬值，最高时省钞30元才能兑换一元。并且，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广大持有省钞的百姓，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许多商号纷纷倒闭歇业，加之退入山西的客军的滋扰，使山西的经济几乎崩溃。
8、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山西的教育处于全国前列
清朝末期的“百日维新”和推行“新政”期间，山西虽然在筹办新式学校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经济的落后，环境的闭塞诸原因，总体来看，全省的教育事业依然相当落后，各级各类学校极少，文盲大量存在，可用之才稀少，民众愚昧无知的问题尤其严重。这种状况，直至辛亥革命后，仍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