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起义，使清廷大为震动。阎锡山原来还以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山西本身就形胜险要，易守难攻，它东界河北，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谓“得山西者得华北，得华北者得天下”。况且，它又位于“京畿千里”之内，处于清廷肘腋之下，所以，太原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30日，清廷便令驻防于河北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出任山西巡抚，“迅速赴任，无庸来京陛见”，由此可见清廷对山西变故的重视。

也就是在10月30日，清廷下了“罪己诏”，但在同日却迫不及待地委吴禄贞署山西巡抚，其目的显然是派吴前来镇压山西起义的，这就不难看出清廷“罪己诏”的真实用意。对于清廷的“罪己诏”，阎锡山看得比较清楚，认为“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过，为中国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满清政府统治”。基于这种认识，他采取了先求固守的策略，他派出南北两路民军对晋南晋北的光复，即可以说是固守策略的实施。然而，他并不仅限于此，他更大的打算是“顶好是出兵直隶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以断绝平汉路的交通”，可是，由于眼下他自己的力量有限，只好“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转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51页）。他令姚以价、张煌率一标人马开赴娘子关一线，正是为了防堵清军的进攻，并在时机成熟时，出兵娘子关，以图大举。

就在阎锡山调兵遣将，紧张部署之际，突然获悉吴禄贞奉命后已令其第六镇第十二协统吴鸿昌，率部开赴石家庄，抵达后即领一个团，分布于距娘子关不远的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一线，显然是准备大举进攻山西。于是，阎锡山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应之策。调派部队，加强娘子关一线的防御，自是当务之急，情况十分危急。正当阎锡山忧虑万分时，清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的副官长周维桢带着吴的一封亲笔信，专程前来谒见阎锡山。阎锡山忙打开来看，只见信中写道：“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然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转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52页）。周维桢还告诉阎锡山，驻冀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曾于太原起义之日电奏朝廷，促请立宪。滦州山西两面告警，已使清廷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清廷为稳住张绍曾，遂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宣抚，而这恰好给了吴禄贞联络张绍曾一个机会，今太原光复，清廷又令吴禄贞督师南下入晋。阎锡山阅罢吴禄贞的信后，感到无比振奋，因为果若能像信中所说，不但山西可免遭清军进攻之害，而且能够实现其“出兵直隶”，直捣龙庭的意愿。因而，阎锡山立即决定复电吴禄贞，表示一切同意。对此，他的幕僚曾劝其提高警惕，以防有诈，因为“今清廷势力尚属完整，不能不加防范”。而阎锡山却不以为然，说道“岂有骗人的吴禄贞么！”（《阎锡山年谱》（一），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