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如此信得过吴禄贞，一方面是他对吴的历史比较了解。吴禄贞，字绶卿，是湖北云梦人。他于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1900年曾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县密谋起义，失败后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四期生，先后参加兴中会和华兴会，因而，他与吴还是同学。吴禄贞回国后，曾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延吉边务，时任清军第六镇统制。曾经在日本与吴禄贞“同居两月”，关系甚密的梁启超，对吴禄贞相当了解，也十分佩服，在他1911年8月15日由日本寄给吴禄贞的信中，对吴将来成就大事，曾予以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今国势机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然历征我国史乘，大抵际阳九否极之运，然后有非常之才而拯之，其枢机则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表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梁启超致吴禄贞函》，《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第12页）再从周维桢的谈话中，阎锡山知道了武昌起义后，作为驻保定第六镇统制的吴禄贞，便与驻滦州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奉天之第三镇第二协协统兰天蔚等，就曾洽商，以张、兰所部南下，吴部北上，夹击北京。太原起义的当天，张绍曾就迫不及待地电奏清廷，促请立宪，并削皇族特权，组织责任内阁。清廷深怕滦军兵临城下，一面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对张等传令嘉奖，一面派吴禄贞赴滦州宣抚。而张绍曾、兰天蔚又与吴禄贞同为士官同学，且志同道合，所以，吴赴滦后，即借机鼓吹革命。返回保定后，他曾想以招抚晋军进京入告，清廷虽然知其不诚，但仍令其署山西巡抚，想以爵禄羁糜，吴也清楚清廷的用心，想自己只身入京，吁请清廷正视大局，延缓攻晋。似乎清廷也知其意，故尔让他“迅速赴任，勿庸来京陛见”。
吴禄贞请求陛见的缓兵之计未果后，只好奉命赴任。他先令其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开赴石家庄，并任命同盟会员何遂（字叙甫）为十二协参谋，随军前往。何遂到石家庄后，了解到阎锡山派驻娘子关的部队有限，一旦发起进攻，娘子关会被很快攻陷，清军将会直驱而入，进逼太原，对山西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于是他遂以“行军切忌冒进”，“剿抚兼施”等为由，建议吴鸿昌将其所带三个营分别驻守于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何的用意显然是要使清军分散各处，失去进攻能力，以缓解对娘子关的压力。11月1日，吴禄贞也到达石家庄。这时陈其美之弟陈其采已将吴拟联合张、兰夹击北京的计划密报给了清廷。在此情况下，当天，吴禄贞即派朱鼎勋、何遂等到了娘子关，名为宣抚，实则命何遂与山西民军联系，商讨联合进军北京之事。同时，让周维桢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往太原，谒见阎锡山。另一方面，为迷惑清廷，在致内阁的电报中，有意夸大山西民军势力，以此要求增加兵力，继续拖延对山西的进攻，电报中说什么在娘子关“革军以步队一标、炮二十尊固守，颇难克服”，这里“地势崎岖，非有山炮不可”，“务恳设法筹拨山炮一营，步队一标，火速前来”（卞孝萱辑：《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1页）。
阎锡山从周维桢所谈的这些情况中，知道了吴禄贞革命的决心，但他为了证明吴禄贞是否真心，同时也为了扫除燕晋联军的障碍，遂请周向吴建议，先命令第六镇的旗兵进犯固关，然后由晋军突袭于前，第六镇官兵突袭于后，将旗兵聚而歼之。而周维桢走后，阎锡山即让参谋仇亮前往石家庄促请吴禄贞进兵，他则与吴通电话，开玩笑地说：“将军为巡抚所动了吧！”吴说：“这是哪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52页）。于是相约晤于太原至石家庄之阎的娘子关。
11月4日下午一时，吴禄贞如约率何遂、孔庚、张世赝以及吴鸿昌等人到达娘子关，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赵戴文在车站迎候。双方在滑驴镇会谈。吴禄贞对阎锡山说：“袁世凯所练六镇新军，除第一镇为旗人，第六镇为吴部外，其余统制，皆为袁之私人。清廷虽恶袁，但此时又必须用袁，故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罢黜，九月十一日（阳历，即太原光复后第三日——引者）即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若入京，六镇新军即为袁用，亦即为清廷用。今吾辈欲成大事，必须阻袁入京”（《阎锡山年谱》（一），第48页）。在会谈中，吴禄贞还对他与张、兰二部的联系情况作了介绍，并说“山西的军队，张、兰的军队加上我们第六镇的队伍，会师北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现在袁世凯派人到武汉捣鬼，他是有阴谋的。我们如果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破。因此，山西的成败关系重大。再则，山西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堡垒，将来中国一旦对外有事，海疆之地是不可靠的。那时候，山西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山西要好好地建设”。“现在北京授命我为山西巡抚，我是革命党，这对我真是笑话。阎都督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是替他带兵的”（何遂：《燕晋联军始末》，《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81页）。吴禄贞的谈话，高瞻远瞩，坦诚热情，使与会者深受鼓舞和感动，在融洽热烈的气氛中，双方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联军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参谋长。并决定山西民军派两个营开赴石家庄，归吴指挥，共同执行截断京汉路的任务，由此，阎锡山“不再坚持去歼旗军的条件”（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0年版，第204页）。吴禄贞离开娘子关时，还问阎锡山：“晋军何时开动？”阎答复说：“第一列车随公而后即开”（《阎锡山年谱》（一），第48页）。
吴禄贞返回石家庄后，第二天，又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资政院，谎称“已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可借调遣”。并“请饬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愿只身赴鄂，晓以大义，命其输诚，以扶危局，倘彼不从，当率所部二万人，以兵火相见”。同时在致电中还弹劾陆军大臣荫昌“督师无状，司长丁士源、易乃谦逢迎助虐，结怨人民，激变各省军队，以致大局不能收拾”（卞孝萱：《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2页）。
就在这一天，阎锡山派出晋军先头部队一营由祖树裳率领，乘车开发石家庄。到石家庄后，祖营长即将所带的《山西革命军公告》，由电报局发往各地，电文为：各省军政府、各同志、各机关鉴：晋军起义，天人顺应，第一要务，惟在直捣燕京，前以未得东南声息，故居险督守。嗣知南省联兵悉起，晋军队分二路北攻：一路占娘子关前方及石家庄；一路规略宣、大，现在已抵南口之背。袁世凯拒战无效，近遂别施诡计，时造谣言，谓晋已与敌连合，冀图解散人心；讵知晋军为恢复而起兵，为和而战，一德一心，绝无他念。在晋士民，莫不赞同此义，决不受袁运动。现在惟待东南义军，刻朝北伐，直抵燕云，以成大业。树德务滋，除恶务尽。我晋千万同胞，人人皆负此责也。乞伐宣布。十月十五日（11月5日山西公电自石家庄发）。
吴禄贞与阎锡山组成燕晋联军后，双方积极合作，为实现其止袁北上，进军北京的雄图大略而紧张地行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