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只所以如此，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不让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山西掌权。因为如果将来让山西的革命党人执掌政权，处于京畿肘腋间的山西，必将对他构成很大威胁。袁世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1911年12月18日于上海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预备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在双方商讨同意先行停战的问题时，袁世凯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及北方起义各军在内，特别是山西民军，而黎元洪也于12月9日以“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及时停战”为由，称“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于是，袁世凯和曹锟等人便利用这一点，立即向山西方面增加兵力和火力，并于12月12日攻陷娘子关，迫使山西民军撤出太原，分兵北上南下。虽然11省革命军政府公推的总代表吴廷芳，对袁世凯将北方革命军称之为“土匪”的滥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且于南北议和第一次会上提出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均应一律停战，清军不得进攻；必须得到袁世凯的正式承诺，始能举行正式会议的建议，1911年12月27日，又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谴责袁世凯在停战期间调兵遣将，攻占娘子关，继进太原府的行为，并且，在这次会议上还议定：“自1911年12月31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等处之清兵，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之外”。可是，袁世凯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为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而产生的妥协思想，却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了这些决议，但背地里仍纵容卢永祥继续进兵，于1912年1月6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部进占太原。不久，又率部南据平阳。而袁世凯却让驻北京的意大利公使出面进行掩饰，把清军进占太原，说成是“太原传教西人，地位危险”，袁内阁“所派之兵只为保护西人，并非有战争之意”。为此，山西军政府代表李素、刘懋赏将事实真相电告吴廷芳，电文不仅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行径，同时请吴廷芳“从速电达袁世凯，据理力争，即将兵队退出太原，一面声明以后晋中如有土匪，则由民军剿抚，清军不得干预，以清权限”（《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出版，第283页）。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山西民军代表南桂馨亦曾数次面请孙中山电袁力争。孙中山对于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山西一事，十分气愤，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89页）孙中山所说的“此议”，显然是指袁世凯、段祺瑞给阎锡山的电报，而他口气的坚定和自信，则充分说明他对山、陕革命同志的坚决支持。

就在吴廷芳、孙中山据理力争之时，由杜上化、王用宾等在太原筹组的山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李素、刘懋赏在上海也向孙中山去电，认为“兹事只取决于来往电报，万难奏效”，应派山西籍人前往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并建议任命狄楼海为宣慰使赴晋调解。狄楼海受命后，提出7条意见，分电阎锡山、李盛铎、山西咨议局和国民公会，以及各报馆，并认为只要采纳实行，他赴晋与否，问题都可以解决。这7条意见是：“一、公恳阎都督顾全大局，力任其难，毋固言辞职；二、安插未撤之兵，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以定统一机关；三、消灭咨议局。取简单办法，组织临时省议会，以一代表民意机关；四、分拨兵械于各地方，以资震慑；五、调和旧日意见，急收各属人望，以期一致进行；六、确定地方官吏，免致观望，以期政令易行；七、建设讲演团，以期共和知识普遍人民”（《民主报》1912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