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楼海所以在第一条意见中，提出要阎锡山“顾全大局”、“毋固言辞职”，是因为阎锡山接到袁世凯、段祺瑞的电报后，于2月20日给李盛铎的电报中，提出自己辞职，“另举贤能”的请求，并希望“久为晋民所瞻仰”的李盛铎鼎力维持晋局。阎锡山这样做，其实并非出自内心，而是他在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形势和当时整个局势的分析后，所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委曲求全的策略。他在到达忻州前虽然已经知道南北正在议和，但是，他清楚，在北方，实力仍操于袁世凯之手，仅凭山西一省之力，势难与袁世凯抗衡。山西作为华北战略重地，袁世凯是决不会让革命党人来掌权的，自己要想返回太原，就必须取得袁世凯认可，而李盛铎颇受袁世凯信任，所以，他向李盛铎的这番表示，实际上也是对袁世凯的一种“妥协”姿态。然而，革命党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山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由革命党人执掌山西大权的影响所在，因此，狄楼海提出要阎锡山“顾全大局”，“毋固言辞职”，狄的意见，实际上也正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意见。

对于狄楼海所提的7条意见，阎锡山十分赞同，当即复电狄氏，在对其“条示政见”极表赞成的同时，又说他“自审才力薄弱，觉不敢肩比重寄；只以接替无人，未使遽行脱卸，切盼尊驾速旋，极力主持，倘三晋同胞离水火，实受公赐”（《民主报》1912年3月9日）。从阎锡山的这番表述中，更可以看出虽然他仍表示了谦恭，可是，并未“固辞”，并且，还想通过狄楼海继续为他争得政治地位，以实现其早日返回太原掌权的愿望。为此，他接受别人的建议，请出了在家乡闲居的董崇仁赴京在袁世凯面前为他说项。董崇仁是定襄人，其父清末在皇宫包揽工程时，曾结识了袁世凯，董崇仁遂拜袁为师，济身官府，出任过观察、道员之类的职务。1897年，山西当局将山西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后，盛宣怀、袁世凯见有利可图，以维护矿权为名，成立了一个同济公司，袁世凯即派董崇仁为同济公司负责人。正因为董崇仁与袁世凯有着这样的关系，所以，阎锡山要请他赴京去见袁世凯，转达其对袁的拥护和忠顺。

此外，阎锡山还在定都的问题上不失时机地向袁世凯讨好输诚。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和谈中就民国首都定于何处的问题上，争论得相当激烈，双方所持理由自然都是从有利于己的方面考虑的。革命党人主张建都南京，因为南方革命力量较强，孙中山在其辞职咨文中提出的3个附加条件中，有一条便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他强调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为做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命鼎新，当存一番佳境”。而袁世凯考虑到他的北洋军主要在北方，北京是其个人势力的中心，若在南京建都，他去了要受约束，而在北京，则可为所欲为，因此，他坚持建都北京。就在这中间，阎锡山为讨好袁世凯，与山西清遗官员李盛铎、骆成骧、王大贞、许世英、周渤、林学咸等联合发表通电，赞同建都地点“以北京为宜”，说什么“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第174页，《山西师范学报》195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