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这个政治表态，无疑使袁世凯感到高兴，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也作了让步，提出阎锡山回晋担任都督，由李盛铎担任民政长。不久，李盛铎又与藩司、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刘笃敬于3月13日联名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现经官绅各派代表，共同合议，决定如下：一、全省官绅，公认阎都督回省，并确能保卫治安。二、阎回省后，都督名义，仍旧存在，与他省无异，有变更时，须与他省一样变更。三、山西全省军事，全权专归阎都督管理”。“除阎都督回省后，一切办法仍由官绅会商，期臻妥协外，谨合词上陈，务望早日定夺”（《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山西师范学报》1958年第2期，第174页）。李盛铎等人给段祺瑞的这个电报，所反映的问题十分清楚，即从当时山西的实情来看，只有阎锡山回太原仍任都督，才能确保治安。因为阎锡山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尽管仍不甚愿意让阎锡山掌权，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到，一方面孙中山已经作了一些让步，自己若再坚持原议，说不定孙中山会为此而不履行4月1日在南京正式解除总统职务的协议，如此，自己已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的民国大总统，也将会是名不正言不顺，对自己造成很大被动；另一方面，如果不用阎锡山，阎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其在山西的影响，难保不会再生出许多事端，山西一乱，必然会影响北方，因此，他只好让阎锡山暂时保留山西都督的职位。尽管如此，却说明了袁世凯已经承认了山西为革命省份，同意了阎锡山回太原掌权。

阎锡山获此消息后，按照封建官场惯例，又故作姿态，向孙中山、国务大臣、各省都督及各地报馆发了辞职电，说是“山才力绵薄”，“自顾弩骀，实非其才，刻已电恳晋民公会及咨议局，另选贤能，来忻接任。一俟继承得人，山即解除公柄，长揖归田，与四百兆同胞，共享自由幸福”。不久，袁世凯允许撤走进占太原等地的卢永祥部和王汝贤部，由阎锡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阎锡山得到确讯后，立即收拾行装，率部于1912年4月4日返回太原，并于当天向全国重要官员、各团体、各报馆发出返抵太原的通电，继而又发出《通告全国文》，其中，特别提到了“今奉大总统命令，率军回省”。

在忻州滞留了近一个半月后，阎锡山终于返回到太原，继续当上了山西都督。阎锡山能够逢凶化吉，复任都督，并非他有什么造化，而是当时大势所定。辛亥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要推翻封建，建立民国的革命任务和目标，是民心所向，民心所归，不但受到革命党人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阎锡山是太原首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娘子关曾筹划过“燕晋联军”，并对清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兵分南北后，他率领的北路军在绥远一带又有不俗的表现，因此，在南北和谈中，孙中山、吴廷芳等为山西是革命省份据理力争，山西商绅、咨议局等也向段祺瑞去电，欢迎阎锡山回太原仍任都督。这中间，虽然有孙中山向袁世凯的让步，也有阎锡山的辞职，请董崇仁向袁世凯的说项及其在定都问题上的向袁讨好，但是，如果没有举国上下希望早日停战息兵，建立共和这一大势的促进，没有阎锡山领导的山西民军已在事实上造成的山西形势，袁世凯是绝不会轻易地让阎锡山复任都督的。所以，阎锡山复任都督，是辛亥革命的又一个结果，也是阎锡山等山西革命党人努力奋斗的一个结果。

关于阎锡山在滞留忻州期间向袁世凯输诚讨好的一些活动，似也不应一概否定，甚而把它说成是“向袁投降”。因为，在阎锡山抵达忻州之前，正听到了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共和告成，袁世凯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既然共和告成，那么，为建立共和而奋斗牺牲的山西革命党人，就理所当然地要来执掌山西政权。可是，由于袁世凯从中作梗，使阎锡山滞留在了忻州。但阎锡山接到袁世凯令其停止前进，仍驻原地的电报后，并没有表现出沮丧颓废，悲观失望，也没有解散民军，或是立即向袁世凯表示投降，而是仍积极处理政务，并且努力寻找着早日返回太原复任都督的办法。在他滞留忻州期间，就处理了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定襄县知事丁怀启。而他向袁世凯所采用的一些手段，其目的则是为了换取袁的信任，以达到早日复任山西都督的目的。如果阎锡山不是采取这些灵活“变通”的手段，而是顶着硬来，或是直接认输，那么，前者在当时袁世凯仍掌握北方实力的情况下，山西民军将会遭到“围剿”，山西革命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会损失殆尽；后者，则会使阎锡山威信扫地，遗臭千古。而由于阎锡山采取了这些手段，则完全避免了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因此，对于阎锡山的这些表现，还是应当予以基本肯定的。阎锡山的这种“委曲求全”，不是他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他为达目的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志的反映。而这次的挫折和磨练，也确实为他在今后风云变换的政治斗争中，如何应对危局、保全自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