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阎锡山仍“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把这些革新活动进行下去。他不但明令五台、定襄各村，把庙里的神像推倒，改作教室，还委任五台县五级村的同乡好友康佩珩负责，联合当地绅士名流林铭山、朱应龙、赵三成等人，在东冶镇搬掉庙里的神像，设立“保安社”，以此为后盾，开展放脚、剪辫子活动。康佩珩曾留学日本，已剪去辫子，他以身作则，先让其妻放脚，妻子不听，他就威胁说：“你不掺（掺，当地方言，“解开”的意思）脚扳子，我枪毙了你！”在他的威逼下，妻子及弟媳们都放了脚。接着他又要其父剪辫子，其父骂他，“叫你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康佩珩不敢来硬的，而是哀求其父说：“你不剪辫子，我就不能出去办事，你剪了，我就好办了”。在他的动员下，其父和五个弟弟都剪了辫子。于是，在他的带动下，五台东冶、建安一带，剪辫子、放脚的活动，很快开展起来。

但在有些地方，对剪辫子、放脚，反对甚为强烈，还几乎酿成惨案。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豪绅曲汝霖和屠夫宋周全，在周围村庄几十个标头（武术师傅）的推举下，就组织了邻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围了阎府，打算进去烧房子，杀人。虽经村里的老年人出面调解，没有出事，可是他们仍不甘罢休，不久，即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并进到东冶镇，把保安社团团围住，扬言要砸烂保安社，杀死康佩珩。保安社因人少，不敢出院，康佩珩、赵品三冒死站在屋顶上，向外面闹事的人讲话，劝其解散回家。可是有人竟向康、赵二人仍石头，另有一些人则抱来柴草，准备烧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鸣枪警告，但闹事者不听，双方发生械斗，保安社2人被打死，还有1名邮政人员被枪杀，在此情况下，康佩珩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闹事者才吓得四散逃跑。过了两天，阎锡山派人把曲汝霖、宋周全抓走，从此，再也无人敢抵制放脚了，终于使剪辫子，放脚的活动在河边周村一带打开了局面。之后，随着这两项活动的不断发展，1917年阎锡山将其作为“六政”的主要内容提了出来（“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辫子），在全省继续施实。

除此之外，阎锡山还大力提倡兴办学校。1915年他曾先后由自己出资在河边村兴办了两等小学校，即小学和高小一体的小学。这就使本村学生小学毕业后，可以不到18里外的东冶镇上高小，而在本村继续上高小。阎锡山请大建安举人、他的叔丈人徐一鉴先生任校长，当时招收学生52名，除全部免收学费外，其余灯火、柴炭均由学校负责。每到开学时，阎锡山及其父还到学校讲话，勉励学生发愤读书，为国尽力。

2、反对沙俄侵蒙，力倡南北“言和”；金永主晋时，表示“懦弱”，以曲求伸

经过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早就觊觎中国外蒙古的沙俄，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加紧了策划外蒙“独立”的活动，终于在1911年12月1日，扶植活佛哲布尊丹巴，成立了“大蒙古帝国”，并组成外蒙傀儡政府。此后不久，这个傀儡政府又在沙俄唆使下，出兵占领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对于沙俄的侵略和外蒙不少汉奸的卖国行径，国人无比愤怒。次年1月28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致电喀尔沁亲王，指出沙俄的野心，提出“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6页）。

山西紧邻蒙古，外蒙倘若“独立”，势必会给山西带来莫大的威胁。所以，阎锡山在1912年10月至11月之间，曾先后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允许他“派陆军两营分扎旧日出防地点，略加变通，化散为聚，剿防兼顾”。北京政府给其复电，称赞了他的建议，但未同意其派兵，并且通令全国，以“民国初兴，根本未固”“将由中央派外交途径，维护领土完整”为由，着令严加取缔以私人或团体的名义，自由组织敢死队或征蒙队。然而，阎锡山并不甘心就此罢休，当他得知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傀儡政府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及所附《商务专约》，规定沙俄在外蒙除享有种种特权外，还不准中队进入外蒙的消息后，认为对沙俄此举，“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遂于于11月13日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我亲率马兵独一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继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领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阎锡山年谱》（一），第111页）。但袁世凯正忙于对付南方革命势力，同时，也担心阎锡山会乘机将其势力扩展到绥远，对阎主张的“亲征”一事，又搁置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