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和商业贸易方面，这一时期也成就斐然。山西省银行经过改组整理后，虽然重新确立了它在山西金融中的统治地位，但却也为保持银行信誉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发行省钞了。在当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正欲付诸实施，各方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这无疑使资金的筹措受到了限制。然而，阎锡山自有其“生财之道”，由于人们对省银行仍心存疑惧，省行不便再大量发行纸币，阎锡山即认为，只要再成立几个银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1932年8月，他以开发西北，实行绥西屯垦的名义，以“活动金融，扶助绥西垦业”为宗旨，在包头开设了“绥西垦业银号”。同蒲铁路动工后，1934年7月又成立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1935年1月又成立了“晋北盐业银号”。这三个银号与山西省银行统称“四银行号”。垦业、铁路、盐业三银号开办之初的资本分别为30万元、200万元和24万元，均属于“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管理。它们的业务主要为资助实业，存放款项，汇兑抵押，发行期票和兑换券。由于它们都被授予了发行纸币——“兑换券”的特权，所以，实际上成了阎锡山的“筹款”机关，与省银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金融体系。1932年前，山西省银行的资本只有120万元，到1936年，“四银行号”的资本便增至3300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这4家银行资本总数17000万元的18.28%。其中，山西省银行之资本为2000万元，与中国交通银行之资本相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资本为1000万元，同中国农业银行之资本一样。作为地方“公营”的金融企业，在国内能达到如此水平者，并没有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