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惜的是，当孟德尔的论文发表后的第三年，达尔文才出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书，仍然是在用他错误的“泛生论”解释遗传问题。博览群书的达尔文就是没有看到孟德尔的论文，而这论文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几乎可以让他重新修订自己的全部作品中关于遗传的论述。而且，造化是如此地捉弄人，有一个德国的植物学家曾把自己写的《植物杂种》一书寄给达尔文，当中多次提到了孟德尔的论文，而且作了详细的评论。达尔文收到了这本书而且认真阅读过，有他认为重要的地方还用笔画了下来，可他跳过了所有关于孟德尔的字句！对于收集资料非常勤勉的达尔文来说，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样一种严重的错过，直接导致达尔文关于遗传的观点全部是建立在错误理论的基础之上，因而毫无价值可言。

孟德尔的教士身份可能也妨碍了达尔文对他的认识。当时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情绪非常强烈，达尔文自己都担心有被烧死的可能。为此，达尔文对宗教界人士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而孟德尔，一度做过一个修道院的主教，达尔文当然会对他的研究持怀疑态度。

有学者认为达尔文是在故意忽略孟德尔，因为在孟德尔之前，曾有一位法国博物学家出版过《植物杂交新研究》一书，书中的很多论点与孟德尔相似。达尔文曾认真读过这本书，可以想象，因为书中的观点和他的遗传理论相违背，所以达尔文看后很不高兴。他给胡克写的信中曾提到过此书说：我无法想象它会保存下去，这里面提到的杂种问题，只有上帝才知道。

如此看来，就算达尔文真的读了孟德尔的论文，可能也只会一笑置之。当然，这只能是猜测了。

最可能的原因仍然是，孟德尔的研究太超前了。他直接在一堆无序的研究中跳进了有序的遗传学研究的大门，而且他用了前人都没有使用过的数学方法来研究遗传，这更是让他曲高和寡。很多人以为他在玩掷骰子的游戏。比如，孟德尔曾不辞辛苦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多位专家做过自我推荐。其中有一位专家收到了孟德尔的十封信，很多大学的图书馆也收到了孟德尔论文的油印本，但这些书信和复本都沾满了尘埃，无人问津。

孟德尔的研究就这样被埋没了。

所以，不止是达尔文，当时的科学界全部无视孟德尔的研究成果，更有甚者，他们还对孟德尔进行了无情地嘲笑和讽刺，结果把孟德尔搞得抑郁而终。直到三十五年以后，孟德尔的论文才被三位科学家重新发掘了出来。再后来，1909年，科学家创造了“基因”一词来替换孟德尔的“遗传因子”，现代遗传学的基础渐渐清晰起来。当科学界用基因的眼光来考察生物的进化现象时，他们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达尔文的一些错误看法得到了纠正，“新达尔文主义”出现了。

“新达尔文主义”的开创者，正是那个坚持不懈地切小鼠尾巴的魏斯曼。魏斯曼1834年出生于德国，家庭条件不错，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2岁博士毕业后做起了医生，这个职业为他思考生物学问题提供了一些方便，在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后。成为了生物进化论的重要支持者。以医生的职业标准来看，他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论述双翅目昆虫发育的书。这和治病救人实在是没有多少联系，但这本书使他得以进入大学专心进行研究工作。因为狂看显微镜，以至于他把眼睛看坏掉了，没有办法，只好转而研究动物学，并在理论生物学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875年，他出版了《进化论研究》，并请达尔文为英译本写了序言。与孟德尔相似，虽然魏斯曼曾三次到过英国，却也一直没能和达尔文当面谈论进化论。达尔文接连错过孟德尔和魏斯曼这两个可能对他的遗传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实在是科学史上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