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承:麻将桌上搓来的“八百黑”
我和《原乡》的总制片人马保华是多年的老朋友了。2011年春节,我邀几位好友到家中小聚,一年了,大家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很难得。酒足饭饱过后大家仍未尽兴,一点人数,会玩麻将的刚好凑够四人,我们便坐到了麻将桌前,边打边聊。
“老朱啊,最近忙什么呢?”保华问我。
“导戏呗。”我边摸牌边说。
“你外形这么独特,不演个角儿啊?我们公司最近要拍《原乡》,里面有个山西老兵叫‘八百黑’,我越看你越像,你有没有兴趣?”
“……和了!”半晌沉默。
很多人对我演的《金光大道》有着深刻印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部“文革”时期的电影渐渐被观众们淡忘了,现在知道这部戏的人不多,那也是我第一次和宋晓英合作。后来我就逐渐转型做了导演,一干就是好几十年,虽然后来我在《东北一家人》以及《大老板程长庚》中也都饰演了角色,且反响还都不错,但从我个人内心来讲,演这两部戏纯属“玩票”,这两个角色对我构不成吸引。
我听保华说,这部戏是一部以原国民党老兵们“思乡”为主题的情感大戏,这种思乡情是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感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猜想那是煎熬的,是苦涩的!总之,不管是怎样的,这类题材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不论导还是演。
“这部戏,我演!不过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我摩挲着骰子,并没有掷出。
“你说。”
“一,尽快给我剧本;二,我要去台湾。”
“得嘞,你这老家伙。”
就这样,搓麻搓来个“八百黑”。
初识“八百黑”
“八百黑”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叫了个这么怪的名儿?我虽人在上海拍戏,但心中仍对“八百黑”这个怪名满腹狐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一点也不了解,可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保华要演这个角色,现在又岂能反悔?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快递,我接过来拆开,看到厚厚的三大本,正是《原乡》的剧本。我惊讶,在这个一味追求“迅捷”的时代里,纸张已濒临被各类电子载体所取代的边缘,很多公司发给我的剧本都是电子版,“纸质”——久违了。
我觉得,国立常升公司对于电视剧所要求的品质不仅是呈现在荧屏上的,而且还呈现在生产电视剧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我惊讶的不仅是剧本做工考究,更惊讶它的“人性化”——为了方便我们这些老眼昏花的人阅读,剧本在原字号的基础上又放大了一倍,厚厚的三大本拿在手里,还没看,就让我踏实了许多。
一天,24小时,1440分钟,“再看一集,再看一集就睡觉”、“老兵们如何与警总上演又一出斗智斗勇,马上揭晓,马上揭晓”、“快了,快到家了”……这些都是我心里反复暗示自己的。“再看一点儿就睡觉”,我竟然在这样的暗示下一夜未能合眼。
第二天,
我落泪了。我落泪,不是因为疲劳,而是被众老兵艰辛的思乡情所打动;我落泪,是因为我也有着和“八百黑”一样的执着,对事业、对人生;我落泪,是因为我对编剧陈文贵的敬佩,一位台湾编剧,竟然可以把两岸文化写得这样的水乳交融,难分难离,不论历史背景还是人物感情。
耐人寻味的“戏中戏”
“爱锣鼓钲镗,管弦嗷嘈的,都到歌台剧院去。”这句老话不假,可现如今爱戏、懂戏的人不多了,文贵让我大开眼界,这位台湾编剧对于戏曲的了解,可以说是相当透彻的。
我自十二岁考入吉林省京剧院,连学带唱一晃就是十五年。我爱唱,就像戏中的“八百黑”一样,通过看剧本,我了解到“八百黑”之所以叫“八百黑”,是因为在山西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人穷志不短,家中没钱的“八百黑”为了讨老娘欢心,去和当地会唱山西梆子的师父学戏,学会了就唱给老娘听。乡亲们都说他唱得好,而当时唱梆子戏唱得最好的那个人的艺名就叫“八百黑”,这样,乡亲们都说,你就是我们村的“八百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