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崇德元年之亲王皆为旗主，故皆有所谓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郡王即无之。因此可为太宗时之旗主加一考证。凡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间之和硕贝勒。自此以后，贝勒只有多罗之号，尤可见和硕亲王之即为和硕贝勒所蜕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济尔哈郎为和硕郑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萨哈廉于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其子阿达礼袭为多罗颖郡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至阿济格则为多罗武英郡王，直至顺治元年始封和硕英亲王。则于太宗时阿济格虽有太祖遗命，命为全旗之主，迄未实行，至籍没时仅有十三牛录，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数，盖当在睿王之正白旗内分给，而豫王又分以七牛录，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济格之为人，狂稚无理，不足重任，虽有遗命，靳之亦无能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济尔哈郎、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一必为代善长子岳托，豪格乃太宗亲子，固不应径取阿济格所受遗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硕亲王，不过示将来可以代兴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当在太宗自领旗分内给之。岳托封和硕亲王，必为旗主。阿济格于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证以镶红旗之包衣，只见克勤郡王之遗迹。克勤郡王乃岳托由亲王降封，子孙遂以此世袭，列为八铁帽之一。萨哈廉之后，虽亦以顺承郡王世袭，然非太宗时旗主，故包衣遗迹，顺承王之包衣尽在正红旗内。两黄、正蓝为太宗自领，余五旗归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旗主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爵者，属人于生辰及元旦不诣庆贺，即须治罪。此其本旗主臣之分，有国法为之保障。特旗主则并旗内大臣亦为其臣，旗主之近亲则以府内官属为限。即包衣内旗员为纯粹之家臣，本旗旗员兼为国之臣，对本旗惟尽臣礼于旗主，不必尽于旗主之子弟也。

本旗旗员之尽臣道于其主，生辰元旦如此，昏丧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于昏丧礼惟详乾隆时之见行制，不及初制。惟于雍正朝《上谕八旗》，得有反证：

《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嗣后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之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各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

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需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惟有都统、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