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太宗录》首：“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上既即位，欲诸贝勒共循礼义，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誓告天地曰：‘皇天后土，既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业。今皇考上宾，我诸兄及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惟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诸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佥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佑！我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训，而弗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誓毕，上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不以臣礼待之。各赐雕鞍马匹。”

此段誓文，犹见满洲国俗，以各贝勒相誓为正名定分之道。豪格，太宗子也，而亦与此誓，居奉上嗣位之功，又可作不利于上身被显戮之约，此在帝制定后，必为极失体之夷风，而在当时则父子兄弟互相角立，为根本当然之举，犹是八大贝勒之制。不过欲使亲生之子，亦于诸强宗内分割一席，在太宗为得计，群雄对立之势逼，父慈子孝之说微，此犹谨守八固山共治之训时也。有太宗与诸贝勒之合誓，又有诸贝勒合誓，然后有三大贝勒与十一贝勒之相对设誓，终之以三大贝勒受太宗率诸贝勒之拜，依然前此四大贝勒与小贝勒之体统。自此直至天聪五年末，犹守太祖八家并立但分大王小王之意。未几，阿敏获罪幽系，三大贝勒又止存其二，对立之势愈弱。又未几而二大贝勒复屈就臣列。此为太宗改更父训之一胜利。

《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先是上即位，凡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议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上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代善与众共议。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皆曰善，并议定行礼。奏入，上是之。至是谕曰：‘元旦朝贺，首八旗诸贝勒行礼，次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满洲、蒙古、汉官，率各旗官员行礼。官员行礼时，先总兵官固山额真，次副将，次参将、游击、摆牙喇纛额真、侍卫，又次备御，各分班序行礼。’”

此为太宗改定朝仪，不与从前平列之大贝勒仍讲均礼之始。先由汉人发端，而诸贝勒乃以本年莽古尔泰有御前持刃议罪事，以莽古尔泰不当并坐，迎合太宗之意。岂知太宗志在改革，转命代善议，而代善不得不并己之并坐议改。奏入，上乃是之，于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太宗时革共治制为君主制，然于诸旗主之各臣其所属，犹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礼志》，王府庆贺仪：“崇德元年，定亲王生辰及元旦日，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一跪三叩头礼。若该属官员无事不至府行庆贺者，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