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间儒学无争辨，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豫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土，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土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土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此亦世运隆替之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