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隲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四库全书》之起源，以安徽学政侍读学土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购访遗书之诏，奏陈四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内阁议覆内称“《永乐大典》一书，系永乐初年所辑，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在存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等语。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设办事之所，并拟定条例进呈。”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之取名，本为辑《大典》中轶书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间，办理《四库全书》处又奏“遵旨排纂《四库全书》，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等语。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库全书》，帝早有编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库全书》名实相称。是为今存《四库全书》办理之原委。又其必为提要，最为四库馆中裨益艺林之伟举，其端亦自朱筠发之。其奏陈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后来提要规程，实定于此。朱筠与弟大学士朱珪齐名，性情品行，学问文章，具载清《国史·儒林传》。私家为作传记尤多，清史不应无传。他且不论，即此《四库》开馆、《大典》辑轶两事，皆自筠发其端，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应不有传载，而《清史稿》竟遗之，此为遗漏之最难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及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