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付。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辩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立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陆生枬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枬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枬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浯。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曰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傥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陷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乎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