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工具化即政治化倾向得到根本扭转，甚至在“去政治化”的口号下出现了文学远离政治、闭眼不看社会现实、追求纯技术主义的另一种不良倾向。但多年政治化的“惯性”和“余绪”还是时有表现。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曾在文学界造成紧张的形势，对作家的思考与创作产生过不小的挤压。有些趋时媚俗的作家在这种挤压下“生产”出一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过，强大的市场经济发展势头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格局下对现代性的诉求，使得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大大弱化了。90年代一些文艺复归现象的出现（如“样板戏”复出，“清官戏”“皇帝戏”流行等），并不完全是旧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结果，同时也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实用主义”密切相关了。

第二，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只有被置于世界格局中的民族才会有“民族情结”。“民族化”要求是面对外来文化挑战时的反应。在中国，“民族化”的要求本来就是五四文学现代化追求本身中的应有之义，“民族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现代化”的对立面是“前现代”“反现代”或曰农业社会的封建文化体制）；“现代化”也不是要反对“民族化”（反对的只是一切保守、落后的反人类、反文明的东西）。将两者对立起来的思想源于对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的抵抗，这种抵抗除了与“国粹”派复古主义有关之外，也与上述政治实用主义的民族狭隘性如出一辙。早在五四启蒙主义的发端期，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这篇启蒙主义重要文献中强调：“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8]在这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中”与“西”两种异质文化也是在现代化这一个历史向度上统一在一起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都在文学现代化中体现着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追求。照此路向发展下去，文学的现代化不会与民族化发生后来那样的生死斗争。但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民族化”的大讨论中，过分夸大了五四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缺点，有人甚至趁机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他们提出的救治之方，就是复归“现代”之前的旧传统（包括民间小传统）。从此，“民族情结”便逐渐演变成一种消解世界眼光与启蒙意识、反对五四精神、反对文学现代化的潜在情绪，而抗日战争又在客观上助长着这种民族情绪的强化。国民党曾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力鼓吹旧道德、旧文化，也是一种反启蒙、反现代化的“民族情结”的张扬，此一情结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