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新时代创作的第一首诗《新华颂》，带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首诗出自郭沫若这样的现代新诗巨子之手，再好不过地宣告了五四时代已经彻底终结，宣告了个性飞扬的创造时代已让位于歌功颂德的“造神”时代。客观地来看，郭沫若的这首诗尽管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时代的政治气息，但的确灵性几无，有欠生动：“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做主人翁。……”每节都恪守同样的格式，句式整齐划一，即使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向格律诗的回归，也是对现代自由诗的一个反动。在内容上，这首诗奠定了郭沫若此后诗歌创作的模式：政治主题鲜明、内容应时应景、用词通俗简单，个人化的标记越来越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时代千篇一律的政治观念与政治用语。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诗集不少，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沫若诗词集》《郭沫若闽游诗集》等，其中许多篇什都明显可见当时特定的政治痕迹，如《百花齐放》，写于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诗集的成因是为了歌颂这一方针，共写了101首。他在“后记”中说：“《百花齐放》写了101首。普通说‘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只选出一百种来写，那就只有一百种，而不包含其他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101首。我倒有点喜欢101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政策歌颂的功利目的非常明显。从取材上来说本应是诗意盎然的咏物抒情类短诗，却写得空洞乏味，美感几乎丧失殆尽，大量牵强、荒谬的比附使诗性**然无存：樱花是“不再是个人突出，三天的英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马蹄莲是“也要响应大跃进/……/号召亚洲非洲团结一致/快把帝国主义丢在后面”，郁金香则“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诗歌的意象、意境不见了，只剩下政治口号与政治观念的堆砌。

臧克家（1905—2004），早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新诗写作，第一本诗集《烙印》（1933）便引起诗坛广泛注意，此后还陆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运河》《自己的写照》等诗集。这一时期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大多以社会底层疾苦为表现对象，诗风凝练、含蓄，已有了自己较为明显的风格。其中，《老马》一诗短小精悍，传诵一时，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名作。40年代后，臧克家活跃于重庆、上海，参加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过《文讯》月刊，出版有诗集《民主的海洋》《生命的秋天》等。1949年后，臧克家的诗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创作了不少颂歌性质的作品，尤其是描写领袖的几篇作品《在毛主席那里作客》《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毛主席画像》等，颇为引人注目。不过，尽管他的创作数量不少，但大都是“赶任务”式的应时创作，若干年后连诗人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创作都极不满意：“解放以后这三十年来，我的诗创作，论数量不算少，而质量却大半不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