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臧克家最有影响的作品，无疑是《有的人》。这首写于1949年11月的作品，是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全诗在整体上采取对比，以两种“有的人”不同的生存表现（一种是“他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另一种是“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及其相对应的不同下场（前者“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后者“他的下场可以看到”），引出对不同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对比关系：“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应该说，此诗在表达上具有一种凝练简约、言尽而意不尽的效果，虽是歌颂鲁迅，但作者显然是想将所要讴歌的鲁迅精神升华成某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选择。不过，必须指出，臧克家对鲁迅的理解并非个人化的，它完全是按照当时意识形态对鲁迅精神的定位（即毛泽东所谓“孺子牛精神”）来阐释鲁迅的，因而诗中的鲁迅形象并非一个真实、完整的鲁迅，臧克家凸显的是一个已被时代政治化的“俯下身子给人民做牛马”的鲁迅，而非一个历史与现实的怀疑者、反思者、批判者，这呈现的显然是其后鲁迅在“十七年”的政治定型。因而，《有的人》在诗歌的形式表现与政治主题的捕捉上也许是“成功”了，但如果要作为真实鲁迅精神的写照来看，显然欠缺历史意识与人文深度。

臧克家其他的诗较为优秀的大都收在诗集《海滨杂诗》《凯旋》中，不过，与其1949年前的作品相比，这些诗歌仍然可以明显地见出仓促与粗糙。写实倾向与凝练、含蓄仍然是他一向追求的风格，但由于与对象缺乏应有的审美距离，同时主体意识萎缩，他的大多数作品业已丧失了原有的穿透力与丰富内蕴。

同样的问题在另一老诗人艾青那里也存在。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著名的诗人。1928年入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学习，次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接触到不少西方的哲学、文学作品，并深受维尔哈伦、惠特曼等诗人影响。1932年，艾青从法国回国，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罪名被捕，在狱中写出了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出狱后于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轰动诗坛。此后相继出版《北方》《旷野》等诗集及长诗《火把》《向太阳》等。20世纪40年代，艾青到了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出版有诗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艾青诗歌创作的黄金期无疑是三四十年代，他以大量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过，40年代在延安的受批判，对他以后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49年后，艾青在浓厚的时代政治气氛的感染下，明确地宣布创作的转向：曾经以“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大堰河，我的保姆》）为自己创作使命的艾青，如今要歌唱“新的日子”“祖国的春天”“和平与民主的胜利”[3]，仅在1949—1957年的八年间，他就出版了《欢呼集》《海岬上》《宝石的红星》《春天》等诗集以及长诗《黑鳗》，从创作数量来说已算不少，然而就诗歌质量与影响来看，艾青此期的作品却有一个奇怪的悖论：他认真投入去创作的许多诗歌，包括花费了巨大心力，“试验以民歌的风格来写”[4]的《藏枪记》，却大多因配合政治过于急功近利而宣告失败；而他不经意创作的一些抒情咏物小诗，如《礁石》《启明星》《珠贝》《鸽哨》等，反倒因自然放松的心态，而清新可喜，意象生动，不乏个人思想与情感的独特体验。如《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对这一沉静、坚定的人格化意象的歌颂，似乎曲折地表现出了艾青此时的某种心态。的确，他这时期的创作在许多时候都表现出一定的焦躁与浮泛，可以说，在变幻不定的政治潮流与创作导向中，艾青曾经一度丧失了创作的主体自我，而被动地跟着时代大潮亦步亦趋，像《藏枪记》这样的作品，几乎很难相信是出自艾青这样优秀的诗人之手：“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不过，所幸的是，艾青在国际题材创作领域多多少少找回了一点艺术自我。尽管进行这类题材的诗歌创作，同样无法摆脱政治主题的侵蚀，但由于远离中国政治现实，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进行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更重要的是，在创作这类作品的时候，艾青又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领地，即写出“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对第三世界的种种罪恶以及底层生活的苦难作出控诉，因而，不少作品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艾青本应有的水准，如《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维也纳》等，其中，《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尤其动人，它以简洁的笔法写出了一个黑人妇女在种族压迫之下内心的深深悲哀，又再现了自《大堰河，我的保姆》所形成的“艾青式的忧郁”。无疑，该诗也是这期间最能唤起读者对艾青的熟悉印象的作品之一，不过，艾青创作水平的最大恢复，还要等到“**”结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