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文明与农民意识（乡村文明）的冲突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农民战争）无疑使乡村文明奠定了其稳固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1949年以后执政党非常重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并赋予其浓烈的阶级斗争意味。60年代被主流意识形态竭力推崇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是“不是我们改造南京路，就是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而“我们”进占城市的目的当然是要改造城市而不是被城市所改造。这篇作品问世的1950年正是这种改造全面启动的时候，但《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作为旧城市的接管者和改造者，居然对妻子立志改造旧城市的精神和决心颇有微词：“今天她来到城市，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城市！但是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而作品在叙事层面显然又没有对“我”的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明确的批判，甚至还用城市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妻子。这已然表现了对城市文明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笔致富有情趣，不无幽默感，具有较强的日常生活气息，例如“我”与妻子在小馆子吃饭的细节描写、妻子在机关舞会出洋相的场面的叙述，都具有一种质朴、生动的真实感。

由于小说触及一个当时普遍存在却又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由于作品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发表后反响很大，并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觉，随即发动了对小说和作者本人的猛烈批判。文艺界的领导人物丁玲和批评家陈涌等都写了批判文章。1951年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在“编者按”中说明这是“读者李定中”的“来信”。这篇“读者来信”以一种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大众的口吻，对《我们夫妇之间》和萧也牧本人进行了责骂。“来信”认为小说对妻子的描写是在“玩弄人民”，而对生活细节的刻画则是“低级趣味”，至于萧也牧本人则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并强调：“作者萧也牧同志也有爱，就是爱《我们夫妇之间》里面的那个李克。作者并没有真的批评了李克的缺点和他的低劣品质，也没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只要李克的爱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所以胜利的还是原封不动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实际上这篇“读者来信”和“编者按”都出自当时《文艺报》主要负责人之手。假“读者”之名进行批判是为了表明广大“工农兵”对小说和作者的憎恨。

还须指出，《我们夫妇之间》是当代中国最早触及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小说。发表于“当代文学”起点时期的这篇小说和紧接着展开的对小说的批判，已预示着“城市”和“城市文学”的消失。以农村改造城市还是以城市改造农村，这在当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对小说的尖锐批判，则意味着“正确的方向”是以农村改造城市。实际上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城市已经被改造得不再具有城市的功能、品格，在精神上甚至更有农耕文化的色彩。此为大陆当代文学反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开始恢复生机，城市文学才开始重现。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祖籍安徽，生于南京。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作。曾因《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知名于文坛，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80年代初得到平反。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等，另外还创作有剧本《迎着明天》《英雄母亲》以及散文报告文学集《板门店前线散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