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地上的“战役”》创作于1953年11月，是作者到朝鲜战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成的。小说因写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驻地的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而招致强烈的挞伐（这几乎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的重演）。虽然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异国恋情是一个不小的禁区，但小说的叙事并没有越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既定逻辑，比如王应洪对私人情感的克制甚至拒绝、在战场上的英勇以及最后的牺牲，金圣姬在他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现等，都十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这篇小说最“出格”的地方（其实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对题材禁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革命战争“宏大叙事”的间隙，花很大的笔力去关注个人的命运，关注战争中的个体鲜活的感性经验。作者始终坚信战士个人的生活与革命的正义战争事业是相一致的，[5]个人对世俗幸福的怀想、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样可以成为战场上顽强杀敌的动力，“他（王应洪）怀里揣着那一条绣花手帕，这也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他的慈爱的母亲在贫苦的童年生活中给了他的许多温暖，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要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为祖国也为世界的和平而战……”而班长王顺“在敌人阵地上的小沟里，清楚地看见，那扎着两条小辫子的、认得一百二十一个字的小姑娘（他的女儿——引者注）在他所耕种过的田地边上跑过，还背了一个小书包……”

对个体感性经验的关注必然使叙述者格外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路翎一向擅长驾驭人物内心搏斗，表现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相对于他早年的作品，这篇小说心灵的空间已显逼仄、拘谨，但在这一时期依然显得很突出。小说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王应洪和班长王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作品中有许多瞬间、朦胧、片段的思绪，显得感伤而又温情，呈现出在单调、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灵的丰饶与美好。尽管从表面上看王应洪在个人情感与部队纪律的冲突中过于单纯地认定自己情感的非法性，当他看到金圣姬偷偷地塞在他军服口袋里的袜套和绣花手帕时，虽然“顿时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但第一个念头还是汇报给班长，后来班长王顺让他留下这些东西时，他坚决拒绝了。但这只是在意识层面上的心理活动，不久叙述者便巧妙地通过王应洪的梦境表现他潜意识中的内心世界。当他因极度疲劳在潜伏的阵地上迷迷糊糊地睡着后，他便进入这样的梦境：

母亲在摇着纺车；仿佛是病了，母亲在守护着他……忽然地金圣姬跑了出来，问他：“我的手帕你留着啦？”他说：“留着啦。”这时朝鲜姑娘们一起围上来了，赞美地看着他胸前的国旗勋章，欢迎他唱歌，他很慌张，想要躲藏。金圣姬说：我代表他吧！于是舞蹈了起来，她不是在别的地方舞蹈，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毛主席看着微笑了；毛主席并且也看了看他，对他点点头，他也没有忘记敬了一个礼。

母子团圆，爱情美满，共享天伦，这已然是王应洪内心深处对于世俗幸福的全部憧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得到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允诺，获得了合法性。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变相的满足，它真实地反映了在强烈的政治宣教和严格的军事纪律背景下一个19岁的年轻战士真实的内心世界。

除了王应洪的形象外，班长王顺的形象也很动人，富有浓厚的人情味。作为王应洪的直接领导，他并没有因为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而责备王应洪，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比王应洪本人更加呵护这场注定是悲剧的爱情：“他替这个不论从军队的纪律还是从王应洪本人说来都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觉得光荣，于是，他觉得他拖着王应洪在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前进，除了为了别的重大的一切外，也是为着这姑娘……于是他觉得他是对她负有一种他也说不明白的、道义上的责任。……他觉得他真是甘愿承担战争里的一切残酷的痛苦来使她获得幸福。”他还自作主张让王应洪留下姑娘送来的绣花手帕和袜套，甚至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也不忘折一枝战地上的金达莱花让王应洪带给姑娘。王应洪牺牲后，他又带着染有王应洪鲜血的绣花手帕去看望金圣姬，为这个善良的朝鲜姑娘送去温暖的慰藉。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这篇小说与当时的文学模式的冲突之处主要在于对志愿军战士精神境界的表现上，当时众多的批评文章实际上都聚焦于一点：“在作者的笔下，志愿军兵士们的精神生活的境界和他们高贵的品质、高度的阶级觉悟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是怎样的不相称。”[6]朦胧的情爱、感伤的思绪、对个人世俗幸福的缅想，这些“私心杂念”无疑是对“最可爱的人”的一种歪曲。而事实上正是这种“歪曲”使作品具有了同时代作品所不多见的人性的真实。

20世纪50年代初，对《我们夫妇之间》和《洼地上的“战役”》这两篇作品及作者的严厉的批判，说明当时文艺方向的掌管者对稍稍敢于偏离“方向”的作者必定给予迎头痛击。这无疑强化了那种极不合理的主流模式，对其后的创作产生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