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1978年开始重新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京城内外》《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双猫图》等。80年代，作家为以下人物提供了富有趣味的民俗文化背景：那五（《那五》），乌世保、聂小轩（《烟壶》），甘子千、画儿韩（《寻访“画儿韩”》）。这些作品展现人物命运，引人入胜，在故事叙述中融入了自己的评判和思考。那五是一个没落的八旗子弟，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使他灵魂空虚，好逸恶劳。人物性格和社会变迁的结合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隐含了作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忧患意识。在富有传奇色彩的白描中，叙事人的褒扬和贬抑都不露声色，乌世保、聂小轩因而有个性鲜明的浮雕效果。老画家甘子千的忏悔情绪表现在对“画儿韩”的寻访中，这种行为是一种道德新生，也是其人性的一次觉醒，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图景。

赵本夫（1947— ），原名赵本福，江苏丰县人。赵本夫在他迷恋的黄河故道上融合俗与雅、奇崛和平实，在通俗文学的重构中包容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他把重构通俗叙事作为起点，不断吸收现代叙事策略，表现出更深广的开放性、包容性。1981年，赵本夫发表处女作《卖驴》，后又发表了《“狐仙”择偶记》《涸辙》《地母》系列（90年代）等作品。《卖驴》构思精巧，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之作。但《卖驴》的意义，毕竟过多地依赖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时过境迁，便多少有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比较起来，《“狐仙”择偶记》要好些，它比《卖驴》有着更丰富的超越了特定时空的意蕴。《绝唱》是赵本夫短篇小说代表作。《绝唱》虽也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却表现出超越特定时代的意义。小说写了一只用全部生命来挑战极限的鸟，一只在生命的巅峰状态中辉煌地死去的鸟。当然，小说也写了人，写了尚爷和关十三这两个与鸟能形成某种对照的人。如果说关十三的“倒嗓”并最终在“倒嗓”中凄凉地死去，与百灵鸟临死前的冲天“绝唱”能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那尚爷的人生风范，尤其是他的刎颈赴死，则与百灵鸟的冲天“绝唱”相得益彰。就像用生命歌唱到死的那只百灵一样，他们也用死亡擦亮了一生恪守的理想和尊严，留下富有悲剧意味的“绝唱”。如果只写鸟的“绝唱”而没有人的性格和命运，那小说的意旨就单薄了许多；如果只写人的性格和命运而没有鸟的“绝唱”，那小说的意味就枯淡了许多。把一只鸟与两个人一起写而又叙述得如此自然得体，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关键。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既空灵又结实，既具象又抽象。

真正的民间视阈给80年代形形色色的通俗化叙事注入了活力。但在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回溯中，这种“民间立场”也削弱了文化批判的锋芒。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这也是作家视点下沉的一种通病。严肃小说的通俗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包括后来的王朔、池莉乃至20世纪末出现的官场小说，都可以纳入这一命题的考察范畴。90年代小说创作已经证明，“民间”很容易成为文学与异己力量合谋的遮羞布。融入民间的叙事策略是一把双刃剑，它帮助文学解脱了意识形态枷锁，关注存留在民间风物中的鲜活的人性，获得真切的审美感知，成为文学恢复人性观照的动力，也同时可使部分作家在其中受到蛊惑，削弱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立场。80年代一些借助民间叙事、历史文化来追寻文学个性的小说，往往无法摆脱这种遗憾。

在80年代，“知青”作家群是文坛的重要力量。王安忆和张承志则是“知青”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在对人性、人情的揭示上，都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