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底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之后，全国范围内突击抓查“反党小说”，使得小说家们对此前最能代表意识形态正确性的革命历史题材也轻易不敢涉足，小说创作与调整时期相比明显衰退。紧接着“大连会议”被全面否定，“中间人物论”受到围攻，赵树理等曾长期被作为榜样的作家遭到批判。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新的更激进的如金敬迈、浩然被广泛推崇。作家的写作风格与可表现的主题已明显单一，曾经活跃一时的短篇小说停滞不前，无法面对和把握急速变化的现实生活，它的地位与功能实际上已被大量出现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速写与故事所代替。长篇小说也迅速走下坡路。人物形象塑造的脸谱化倾向更为严重，作品中的“新人”身上越来越多地笼罩着“**”政治色彩。“**”前夕的小说更多地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部队的斗争生活，自觉地塑造“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并通过塑造这种英雄形象来实现现实政治导向的功效。

为了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成立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文艺为农村阶级斗争服务、文艺表现农村阶级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得到加强。为表现农村的新人新风和阶级斗争，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生活素材被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剪裁处理，蕴涵了大量政治非理性因素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因阶级斗争的需要重新在小说创作中被大加歌颂。陈登科的《风雷》正由于契合了“四清”工作中极“左”的观点，在1964年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小说，而颇具工作指南的意味。另外，如白危的《垦荒曲》、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等小说都积极地反映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写作者们往往精心虚构阶级敌人处心积虑的阴谋活动，力求写出斗争的复杂性，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这些小说当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则是浩然的《艳阳天》。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和《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后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和《北京文学》主编。“**”前曾创作《喜鹊登枝》《艳阳天》，“**”中创作了迎合“**”政治需要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等，“**”后曾创作长篇小说《苍生》等。

《艳阳天》共3卷，第一卷1964年9月出版，第二、第三卷1966年出版于“**”前夕。作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剪裁农村生活素材，成功地演绎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理念，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前至“**”中，这部小说受到热烈赞扬，因而成为“十七年”反映农村生活的“压卷”之作。小说曾在国家广播电台连播，1973年被拍摄成同名电影。这部120多万字的小说，以1957年夏全国从“鸣放”到“反右”的这一特殊的政治运动为背景，描写东山坞高级社麦收前后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描写支书兼社主任萧长春如何依靠上级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与落后力量进行斗争，发现并挫败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马之悦及其他阶级敌人阴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