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浩然经常谈及《艳阳天》的写作缘于1957年他目睹的一次抢粮事件，为此他曾经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始终感到不满意，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他豁然开朗，写成这部长篇小说。“1962年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已经出版了七八本小说集，很想把自己的作品质量提高一步，又苦于找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像一声春雷，震动了我的灵魂。”[10]经由这种政治理念的诱导，浩然迅速实现了“突破”，完成了创作风格的重大改变。一个原本可以展示农业合作社内部真实困境和深层人性问题的“抢粮事件”终于被作者处理为严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浩然提供了现成的主题，作者只需按照这个主题的要求，将他的一些生活经验和真实素材分门别类地置放进这个实用的框架之中。浩然也因此成为新的阶级斗争形势所需要的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自觉地用小说形象虚构农村火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场景，阐述极“左”的阶级斗争理念，而当时的一些评论者，则赞扬其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本质”。

《艳阳天》在当时被广为推崇，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紧跟政治步伐、“永远歌颂”的立场[11]，因此得到积极鼓吹阶级斗争的主流政治话语的支持；另一方面，与同时期其他在艺术上更粗糙的小说比起来，《艳阳天》尚能体现作者比较多的生活积累和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

据作者自述，《艳阳天》于1957年开始动笔，1962年重写，1964年出版第一卷，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该小说的一些重要特点。小说的第一卷与第二、第三卷在写作上存在着一些明显区别。如果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中尚有不少在当时显得很可贵的田园风情描写的话，那么第二、第三卷中这些描写便越来越稀薄，作者用紧张复杂的阶级斗争，将农村的全部生活缝制成一张密密匝匝的网，农村本有的民风乡俗被冲淡得一干二净，而整个东山坞的斗争气息却越来越浓，最终演变成阵营分明、你死我活的紧张激烈的阶级冲突。这里，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值得注意。第一卷出版后，《文艺报》编辑部等组织的读者座谈会认为，该小说对富裕中农的描写虽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不同，但反面人物用的笔墨多，写得具体，对照起来，正面力量显得弱了。[12]在当时那种政治语境下，这种意见完全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事实上，浩然在创作和修改第二、第三卷时可以说正迎合了这种在阶级斗争中突出英雄人物的要求。综观整部《艳阳天》，它局部的描写因为语言贴近农村生活，细节真实，多少能掩盖政治说教的空洞与虚假。因此与同时期一些同主题作品相比，《艳阳天》更成功地图解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而小说第二、第三卷充斥的政治概念更多，如作品中王国忠的屡屡宣讲政治形势，饲养员马老四表现出的政治修养都充满了教条的痕迹。“永远歌颂”的“浩然模式”使得他对农村生活表现始终停留在与政治理念保持一致的层面上。东山坞短短十几天发生的一切成为阶级斗争形势的形象的教材，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注脚。作者极尽笔墨要写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纵向上，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事件并不复杂，横向上，却先后交代不同人物的家庭与出身，很多地方显得情节重复、臃肿、失真。如萧长春从工地回到东山坞，短短半天，作者却花费了十几万字笔墨，为了表现斗争残酷而设置的小石头之死的情节，也显得不可信，所有这些都使得作品呈现出总体构架上的虚假与局部细节的真实之间明显的矛盾与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