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上我们将上述这一切称之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但这并非是来自体制的单方面行为，它更是与自发或半自发性的社会欲求直接相关的，而这些欲求，直接、集中地表现于文学创作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中。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就先于“思想解放”的浪潮，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的文化专制对青少年的精神戕害。1978年8月发表的《伤痕》正式揭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随之而来出现了一大批抨击“**”、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甚至触及五六十年代灾难的作品。如《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女贼》《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草在歌唱》等。还有的作品把暴露的锋芒引向当下的现实，如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当然文学不可能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诉说，它自然要思考这一切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西望茅草地》《苦果》《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等就是这种既暴露“伤痕”，又力图反思的成果。

种种暴露与反思不可能不引起争议、遭到质疑甚至诋毁。1979年6月，李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歌德”与“缺德”》。此文认为文艺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邪风浊气”，一些人睁眼不见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片光明，不反映“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却要“缺德”地去大写特写什么阴暗面。李剑的观点引起了全国范围强烈的反应和抨击，被视为极“左”思想的表现。[6]诸如此类的争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我国思想界的重大事件。这场历时几年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因为至少从“延安整风”以来，历次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所采用的概念都是混乱的，“人性”“人道主义”后来还包括“异化”等概念，都是纠缠在一起使用的。虽说由于它们共同关涉到“人”，难免交叉，但严格地说，这三个概念是分属于不同的哲学范畴。“人性”关系的是人的属性问题，是指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人所以为人的一般特性；而“人道主义”则主要是指西方近代以来的一种强调人的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的泛思想体系；“异化”则探讨的是人如何被扭曲性地异质化为异己的、非自我的存在。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这几个概念之所以被人搅在一起，除了与它们自身的理论交叉性和我们传统的含混性思维有关外，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在于，阶级性被强制性地、不容置疑地定为人的本质属性。在这样的定位中，“人性”所关涉的就不再是“人”的一般属性的问题，而是不同阶级属性的集体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关系问题。而阶级斗争实际上又被理解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政党之间所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前提下所展开的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含混的。